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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蒙古史地札記論文

時間:2023-04-30 02:28:04 論文范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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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蒙古史地札記三則論文

  中文提要:“駱駝城之號”、“莊浪恰”和“敖剌氣”是申時行《綸扉簡牘》中出現(xiàn)明代蒙古語詞。筆者考訂,駱駝城就是《蒙古源流》記載的TemegetuHota,也就是榆林城,為陳寅恪先生的研究增添了一條直接證據(jù)!扒f浪恰”是朵顏衛(wèi)左都督長昂,他的恰的稱號應(yīng)該是來自領(lǐng)主萬戶喀剌沁的封授。敖剌氣是宣府馬市中專門負(fù)責(zé)管理入市馬匹的蒙古人。

明代蒙古史地札記三則論文

  《綸扉簡牘》(以下簡稱《簡牘》)是明朝萬歷前期輔臣申時行的書信集。他從萬歷六年到萬歷十九年參與主持明朝中央政務(wù)長達(dá)十四年。在該書序言中他說:“余以戊寅荷上簡命,參機密,自承乏首揆,先后十有四年。諸司以故事相聞,四方萬里,箋記輻奏。退食之暇,輒有裁答,口占手勒,積幾盈箱,多至不可勝校。余既歸田之五年,而兒輩刻之以藏于家曰《綸扉》。諸往來通訊,寒暄動定之語皆削不存,所存者特關(guān)政事者爾。”[1]而“特關(guān)政事”諸札中給明朝九邊各總督、巡撫等封疆大吏的回信占了相當(dāng)比重,這些信件中涉及蒙古及明蒙關(guān)系的內(nèi)容非常豐富,成為研究明代蒙古史及明蒙關(guān)系史的新的重要的史料。或許是由于申時行的個人志趣使然,亦或是由于他出自江南,對于非漢族社會的名物制度懷有天然的好奇,[2]他在信中多次談到蒙古史地名物。這些記載無疑加重了《簡牘》對明代蒙古史研究的史料價值。本文只是根據(jù)《簡牘》的三條零散記錄所作札記。實際上,對于《簡牘》本身的研究和利用《簡牘》的研究才剛剛開始。

  一駱駝城之號

  《簡牘》卷之一申時行《與戴閱科》的信中說:“三鎮(zhèn)中獨延綏疲甚,入衛(wèi)之馬還者十無一二,安得不弱?!彼孤懸塞外,薪桂米珠,獨以士馬健斗,虜中有駱駝城之號,故往時謂之雄鎮(zhèn)!盵3]所謂“三鎮(zhèn)”應(yīng)該是指陜西三鎮(zhèn),包括延綏、寧夏和甘肅。其中,延綏鎮(zhèn)初治綏德,成化七年以后徙至榆林,這一點經(jīng)過陳寅恪先生的考證,已成定讞,無須贅言。[4]申時行信所說“延綏”是指延綏鎮(zhèn)城榆林。

  蒙古文史書《蒙古源流》記載:“扯辰吉囊于甲午年三十歲時再次出兵漢地,進(jìn)至阿喇黑山,榆林城的麻總兵前去追擊”[5]云,扯辰吉囊即卜失兔,鄂爾多斯萬戶的首領(lǐng)!凹孜鐬槊魅f歷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594年,與“榆林城”對應(yīng)的蒙古文原文為Temegetü。陳寅恪先生在二十世紀(jì)三十年代初對《蒙古源流》進(jìn)行研究,連續(xù)發(fā)表四篇有關(guān)《蒙古源流》研究的文章,其中《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通過蒙文本和滿文本《蒙古源流》中Temegetü與Iuilin(榆林)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和對延綏鎮(zhèn)總兵麻貴的名稱的考訂,認(rèn)定《蒙古源流》記載的Temegetü就是延綏鎮(zhèn)總兵駐在地榆林城。[6]烏蘭女士在漢譯《蒙古源流》時徑直將Temegetü譯為榆林城,[7]根據(jù)就是陳寅恪先生的研究成果。

  筆者要討論的是,“Temege”意指駱駝,“Temegetü”意謂“有駱駝的(地方)”,這一點陳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沒有說明。伯希和(PaulPelliot)在他的《馬可波羅注》中說明了。[8]而在申時行信札中出現(xiàn)的“駱駝城之號”恰恰是“TemegetüQota”這一蒙古語地名的直譯。“Temegetü”是蒙古人對榆林城的稱呼,而“駱駝城”則無疑是這一蒙古語稱謂在明朝方面的反映!榜橊劤侵枴钡挠涗涀C明,明代蒙古人確實將榆林城稱為“TemegetüQota”(“駱駝城”)。恰可與《蒙古源流》的記錄直接相互印證,這則史料對于論證榆林城的譯名是一條直接證據(jù)。

  蒙古人為什么將榆林城稱為TemegetüQota,而不冠以其他名稱呢?榆林城地處毛烏素沙漠邊緣,駱駝作為“沙漠之舟”在榆林及其周圍應(yīng)該是司空見慣之動物。但是根據(jù)申時行的說法,“孤懸塞外”的榆林生活艱苦。面對蒙古方面的挑戰(zhàn),延綏鎮(zhèn)施行的是以戰(zhàn)為守的進(jìn)攻性防御,明朝官兵還經(jīng)常趁蒙古主力不在河套之機,對阿兒禿廝萬戶進(jìn)行“搗巢”和“趕馬”等行動。這就是申時行所說的“士馬健斗”,正是由于榆林鎮(zhèn)明朝官兵這種特點使鎮(zhèn)城榆林堅挺于塞上,蒙古方面也因此稱呼榆林城為“駱駝城”!按鏖喛啤苯o申時行的信件對“駱駝城”描述已經(jīng)無從查考?梢源_定的是,申時行是將延綏鎮(zhèn)明朝官兵“士馬健斗”的精神與駱駝的堅忍性格相聯(lián)系,來理解榆林城蒙古語名“駱駝城”之寓意的。

  二莊浪恰

  《簡牘》卷之六申時行《答許益齋巡撫》說:“不他失禮西部大酋也,聲勢頗大。今止于青酋部內(nèi)成婚,而以百人東往,其無他謀可知。惟莊浪恰者即屬夷長昂,常為薊患也,或以不他至彼,假名竊掠,亦不可知,此則薊鎮(zhèn)當(dāng)備耳!盵9]所謂“青酋”即青把都,喀喇沁萬戶首領(lǐng)老把都之次子。不他失禮是俺答汗與三娘子所生子,后一句的“不他”是對不他失禮的簡稱。他到喀喇沁部“成婚”的具體時間無從考證?磥恚(dāng)時順便到過喀喇沁屬部朵顏衛(wèi)的牧地。長昂是明代蒙古朵顏衛(wèi)左都督花當(dāng)后裔,革蘭臺嫡孫,影克之子。在隆慶元年(1567)影克死后,長昂襲職為左都督。申時行此信“莊浪恰者即屬夷長昂”一句為我們考訂長昂的名稱及官職提供了重要依據(jù)。

  先說莊浪,申時行說他就是長昂。在漢文史料中,長昂之名還寫作專難、磚難等,戚繼光《薊鎮(zhèn)邊防》謂:“夷人名字東西關(guān)口各呼喚不同,僅取其語音相似者,仍從其舊,譬如專難即長昂……”。[10]米萬春《薊門考》記朵顏衛(wèi)左都督“影克隆慶元年導(dǎo)犯界嶺口,出義院口,被我官軍用快槍打傷,回巢即死。今有伊男專難襲職為首,太平路等邊呼為長昂”。[11]專難就是長昂,“長昂”是明人使用最廣泛的譯法!逗啝返挠涗涀C明,“莊浪”是長昂的又一種漢譯。元明兩代,漢譯少數(shù)民族名物制度的時候,泥母字和來母字是經(jīng)常相混的,最明顯的例子是“他不能”和“倘不浪”,將專難譯為莊浪就不足為怪!皩ky”和“莊浪”的譯法證明,“長昂”之“長”應(yīng)讀濁音,而影母字“昂”在“太平路等邊”是和泥母字相混,讀作nang或nan的,這種現(xiàn)象在今天遼寧西部和河北北部依然存在。至于用鼻音ng翻譯閉音收聲n更是常見事。長昂的名字在明代蒙古史書中沒有記錄,根據(jù)“莊浪”、“長昂”、和“專難”等不同譯法,蒙文原文應(yīng)該是Jongnan或Jongnun。烏云畢力格的還原Jongnun應(yīng)該是正確的。[12]

  申時行說“莊浪恰者即屬夷長昂”,證明左都督長昂有“恰”的稱號!度苹I俎考·夷語解說》謂:“恰,與首領(lǐng)同!倍笆最I(lǐng),是各臺吉門下主本部落大小事情斷事好人!鼻。╧iy-a)是漠南蒙古各萬戶各鄂托克領(lǐng)主轄下的行政官員。長昂作為“恰”是哪個萬戶的行政官員呢?佚名《阿拉坦汗傳》:“久為外敵的烏濟業(yè)特兀魯斯,以恩克丞相為首的諸諾延,(慕名)舉族攜帶烏各侖哈敦之宮室來降,山陽萬戶自行降為阿勒巴圖之情由如是這般。額爾德尼菩薩土謝圖徹辰汗,將恩克丞相賜予其弟昆都楞汗,將其(恩克)弟兄分別占為己有,將其收為阿勒巴圖之情如此這般。”[13]所謂“烏濟業(yè)特兀魯斯”(jiyedulus)在兩《黃金史》中稱為“山陽之六千我著”(lge-injirγuγanmingγanjiyed)達(dá)力扎布和烏蘭都認(rèn)為“泛指整個兀良哈三衛(wèi)”。[14]烏格侖哈敦(gelenQatun)就是成吉思汗的母親月倫哈屯。恩克就是長昂父影克,他歸降俺答汗時所率領(lǐng)的未必是所有的兀良哈三衛(wèi)。可以看出《阿勒坦汗傳》的作者為了粉飾俺答汗的功績,作了有意的夸張!邦~爾德尼菩薩土謝圖徹辰汗”是指俺答汗,“其弟昆都楞汗”就是喀喇沁萬戶首領(lǐng)老把都。影克主動歸降以后,俺答汗將他賜給喀喇沁作了“阿勒巴圖”,即屬部。漢文史料的記載與《阿勒坦汗傳》的記錄完全一致,《盧龍塞略·貢酋考》說革蘭臺長子影克“二妻子三,嫡滿都孩子二:長曰長昂,襲都督,二子伯忽乃、伯暈歹。次曰莽吉兒。(影克)又收姨母伯忽,子曰拱難,三支。未分部落。千八百余名,在大寧北境界駐牧,南直界嶺口四百余里,西南至喜峰口貢關(guān)五百余里。附屬西虜把都兒!盵15]“西虜把都兒”就是前述右翼喀喇沁部首領(lǐng)老把都。朵顏衛(wèi)左都督一系是“附屬”蒙古本部右翼哈喇嗔部的“阿勒巴圖”,即屬夷。作為喀喇沁的屬部朵顏衛(wèi)的首領(lǐng),長昂恰一定是服務(wù)于喀喇沁萬戶的行政官員了。他的“恰”的官職始于何時,尚難斷定?梢钥隙ǖ氖,“恰”一定是領(lǐng)主喀喇沁部首領(lǐng)授予的官職。至遲在長昂時期,朵顏衛(wèi)左都督已經(jīng)成為喀喇沁萬戶下“主本部落大小事情斷事好人”了。留金鎖推測:“恰的稱號似不屬于領(lǐng)主階級,而是授予阿勒巴圖階層的稱號”,[16]《簡牘》所記“莊浪恰”是一個例證。

  《簡牘》所謂“莊浪恰即屬夷長昂”的記載并非孤證!度f歷武功錄·長昂列傳》說:“是月也……土蠻亦帥三萬余騎馳專難他不能營,候青把都、蟒忽大,聲欲寇我義院口。于是,胡騎并逐水草,壁大寧城,而青把都及老酋婦政從白彥舉兒克迎喜神,亦馳專難恰倘不浪營!盵17]他不能、倘不浪,清譯塔布囊(tabun-ong),是明代蒙古對黃金家族的女婿的稱呼,《三云籌俎考·夷語解說》謂:“倘不浪,是王子家女婿!盵18]十七世紀(jì)初喀喇沁部長給滿洲黃臺吉的信中稱朵顏衛(wèi)各部首領(lǐng)為山陽的官人他不能每(lge-inNoyadTabun-ong‘ud)。[19]長昂娶青把都女東貴為妻,是蒙古本部右翼喀喇沁部的女婿,所以蒙古左、右翼各部稱長昂為倘不浪是無可置疑的。那么,“專難恰倘不浪”(Jongnankiy-atabun-ong)一定是指長昂無疑?磥恚L昂的確以“莊浪恰”聞名于漠南蒙古社會,莊浪恰、專難他不能、專難恰倘不浪都是對長昂的稱呼。申時行所謂“莊浪恰”是一則難得的史料,也為點!度f歷武功錄·長昂列傳》提供了一條重要依據(jù)。

  三敖剌氣

  《簡牘》卷之五申時行《答許益齋巡撫》說:“承示會保任卒疏領(lǐng)悉,虜中所索敖剌氣者予之為當(dāng),而門下又默運機宜,絕將來之患,塞夷人之口,尤為遠(yuǎn)慮。市賞太濫,惟上谷為然,蓋緣始事之初,急于招來,于節(jié)制,其流遂至于此。”[20]可以肯定,許守謙和申時行這次通信是在萬歷十五或十六年宣府馬市結(jié)束以后。給申時行所謂“虜”,也就是參與宣府馬市的蒙古萬戶應(yīng)該是蒙古本部右翼的喀剌沁或永謝布萬戶。這段文字有幾個要點:第一,蒙古方面是在借“敖剌氣”之名索取市賞,敖剌氣本身不是市賞;第二,明朝方面認(rèn)為,蒙古方面是在馬市結(jié)束以后額外索取市賞。

  我們這里要討論的問題是,申時行所說的“敖剌氣”究竟是什么?蒙古方面為什么要以“敖剌氣”之名索要“市賞”?彭大雅《黑韃事略》說:“牧者謂之兀剌赤,回回居其三,漢人居其七!毙祧⑹柙疲骸胺柴R多是四五百匹為群隊,只兩兀剌赤管,手執(zhí)雞心鐵撾以當(dāng)鞭箠,馬望之而畏。每遇早晚,兀剌赤各領(lǐng)其所管之馬,環(huán)立于主人帳房前,少頃,各散去。每飲馬時,其井窟止可飲四、五馬,各以資次先后于于而自來,飲足而去,次者復(fù)至,若有越次者,兀剌赤遠(yuǎn)揮鐵撾,附首駐足,無或敢亂,最為整齊。”[21]丁國范先生《釋“兀剌赤”》一文根據(jù)上引這條材料為主要根據(jù),證明“兀剌赤”除了有“管理驛馬的人”的意思以外,還可釋為“牧放和管理馬匹的人”,他說:“上引資料證明:兀剌赤義為‘牧者’。其基本任務(wù)是牧放和管理馬匹,每兩名兀剌赤要負(fù)責(zé)管理四五百匹為群的馬隊。因此,我認(rèn)為兀剌赤另一義可釋為‘牧者’,具體說來是‘牧放和管理馬匹的人’。而這一解釋與‘管理驛馬的人’相比,是顯然有區(qū)別的,因為他們牧放和管理的馬匹并非驛馬!盵22]丁先生的研究對于理解“敖剌赤”具有重要的啟發(fā)意義,筆者認(rèn)為《簡牘》所謂“敖剌氣”就是兀剌赤,也就是“牧放和管理馬匹的人”,在宣府馬市,敖剌氣的職能正是管理馬匹,而他們所管理的馬匹是蒙古輸入明朝的馬匹。

  宣府馬市在“俺答封貢”以后,馬的交易量逐年攀升,增長迅猛。在明蒙馬市貿(mào)易中是一個突出的亮點。黃麗生女士對“俺答封貢”以后宣府、大同、山西三鎮(zhèn)馬市交易量的統(tǒng)計最為詳細(xì),她分析說:“蓋三鎮(zhèn)之中,宣化交易量成長幅度最大,到萬歷二年(1574)時,已超過了山西、大同二鎮(zhèn)的總和。”[23]而在四年以后的萬歷六年(1578),明巡按直隸御史黃應(yīng)坤驚呼:“以宣鎮(zhèn)之大數(shù)言之,方互市之初,虜馬不及二千匹。今歲已市者三萬五六千已,迨及歲終當(dāng)不下四萬。每歲輒增數(shù)千匹,夫馬以數(shù)千計則銀以數(shù)萬計,非小小增益也,且今歲增矣,明歲又增,明歲增矣,又明歲又增,其在于今視始市,不啻二十倍而猶未可以為限也。后將何所底極哉!”[24]馬的交易數(shù)量如此龐大,如果沒有專職的敖剌赤(兀喇赤)管理馬群,維持馬市秩序,馬市的場面是無法想象的。蒙古方面要求的“敖剌赤”實際上是在為這些“管理馬匹的人”索要酬勞。

  明蒙馬市市場的“敖剌赤”對于生動理解明蒙宣府馬市的面貌具有特殊意義?呷f戶和永謝布萬戶認(rèn)為蒙古方面的“敖剌氣”維持馬市的秩序,明朝方面應(yīng)該付出相應(yīng)的酬勞。而在明朝方面看來,這是蒙古方面在要求額外的“市賞”。明蒙之間的隔膜和誤解于此可見一斑。

  [1]《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161冊,第2頁。北京出版社影印明萬歷二十四年(1596)刻本,2000年。

  [2]申時行《賜閑堂集》中青海藏族部落向蒙古輸納貢賦“名曰忝巴”的記錄同樣體現(xiàn)了申時行這一特點。見《賜閑堂集》卷四十《雜記》。明萬歷四十四年申用懋刻本。

  [3]《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161冊,第12頁。承內(nèi)蒙古大學(xué)薄音湖教授教示,“戴閱科”可能是指明朝萬歷初年刑科戴光啟,在此謹(jǐn)致謝意。

  [4]陳寅恪《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金明館叢稿二編》123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1年。

  [5]烏蘭《〈蒙古源流〉研究》第439頁,遼寧民族出版社,2000年。

  [6]前揭陳寅恪文,122-123頁。

  [7]前揭烏蘭書第432、439、465頁。

  [8]伯希和《馬可波羅注》Ⅱ,第642頁,巴黎,1963年。(PaulPelliotNotesonMarcoPoloⅡParis,1963)

  [9]《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161冊,第237頁。許益齋即許守謙,萬歷十五年二月接替蕭大亨巡撫宣府,萬歷十七年八月離任。

  [10]《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15冊,第513頁,北京出版社,2000年。

  [11]《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15冊,第505頁,北京出版社,2000年。

  [12]烏云畢力格《從十七世紀(jì)初蒙古文和滿文“遺留性”史料看內(nèi)蒙古歷史的若干問題》,《內(nèi)蒙古大學(xué)學(xué)報》(蒙文版)1999年第3期,第8頁。

  [13]珠榮嘎譯注本漢文部分第46-47頁,蒙文部分第212-213頁。內(nèi)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森川哲雄《アルタン·ハ—ン傳の研究》第23頁,福岡,1998年。吉田順一《アルタン·ハ—ン傳の譯注》24頁,風(fēng)間書房,1998年。

  [14]達(dá)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歷史研究》第113頁,內(nèi)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前揭烏蘭書,第312頁。

  [15](明)郭造卿《盧龍塞略》卷十五《貢酋考》,中國史學(xué)叢書三編據(jù)萬歷二十四年王象乾刻本影印。臺灣學(xué)生書局,1987年。

  [16]留金鎖編著《蒙古史概要》第212頁,內(nèi)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17](明)瞿九思《萬歷武功錄》卷十三《長昂列傳》,第十三冊,1172頁,中華書局影印本1962年。

  [18](明)王士琦《三云籌俎考》卷之二《夷語解說》,24a。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影印本。

  [19]《十七世紀(jì)蒙古文文書檔案1600—1650》李保文編輯整理轉(zhuǎn)寫,內(nèi)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1997年。

  [20]《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161冊,第217頁。

  [21]《黑韃事略》《王國維遺書》第13冊,17a-b,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

  [22]中國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一輯,第198頁。中華書局,1982年。

  [23]黃麗生《從軍事征掠到城市貿(mào)易——內(nèi)蒙古歸綏地區(qū)的社會經(jīng)濟變遷(14世紀(jì)中至20世紀(jì)初)》第274頁,臺灣師范大學(xué)歷史研究所?25,臺北,1995年。

  [24]《明神宗實錄》卷七九,第53冊,1702-1703頁,臺灣中研院影印本,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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