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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論文
［論文關 鍵 詞］
方言；擬聲詞；構詞法；詞匯化；語音韻律。
［論文內容摘要］
本文從現(xiàn)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的三大方面：構詞法、詞匯化及語音韻律對近幾十年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進行歸納與評述，揭示歷史研究、語音研究及類型學研究對方言擬聲詞研究的重要性。
語言學界對擬聲詞的認識較為復雜，因此漢語擬聲詞的研究頗為特殊。從研究的內容和角度看，可分四大部分：
（1）漢語擬聲詞與民族語及外語的比較研究；
�。�2）漢語擬聲詞的歷時研究；
（3）現(xiàn)代漢語方言擬聲詞探討；
�。�4）擬聲詞自身語法語義結構研究。本文著重對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進行總結，并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視角。
一、普通話擬聲詞研究小結
饒勤在首都師范大學學報上發(fā)表《現(xiàn)代漢語擬聲詞研究綜述》一文，以《馬氏文通》為始將發(fā)表的有關現(xiàn)代漢語擬聲詞的著作論文進行概述。論文將這些擬聲詞研究分為三個階段：1898～1949年、1950～1990年及1990年以后，認為前兩階段“擬聲詞經歷了從附屬于其他詞類到獨立列為一類的過程”，第三階段以朱德熙《潮陽話和北京話重疊式象聲詞的構造》、孟琮《北京話的擬聲詞》和馬慶株《擬聲詞研究》等三篇論文為代表，開拓了將漢語擬聲詞放在語音系統(tǒng)中進行分析的視角。
綜述中圍繞擬聲詞的詞性及其句法功能的問題，認為擬聲詞的詞性問題直接關系到對擬聲詞語法功能的認識。但事實上現(xiàn)代漢語擬聲詞的討論不僅局限于此。正如漢語方言的研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將方言系屬問題作為爭論的焦點，這種一開始就確立了某種方言系屬權威性的作法，會導致其后的調查研究局限在某個框架內，從而限制方言研究的靈活性。真正有價值的研究應將精力放在漢語各方言特別是一些瀕臨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質的方言特點的探討上，構建新理論。擬聲詞研究也應如此，詞性問題固然重要，但擬聲詞特殊性質的討論更有意義，因此探討擬聲詞應從多方面角度進行。
就普通話擬聲詞自身結構特點的研究，目前探討的范圍主要有四方面：
�。�1）詞性問題；
（2）構詞方式；
�。�3）語音形式結構；
�。�4）修辭功能。而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多有異同。
二、現(xiàn)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
1.現(xiàn)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的總況。方言擬聲詞研究從80年代才剛起步，至近幾年才逐漸展開，但發(fā)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榮主編的《現(xiàn)代漢語方言大詞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國四十多個方言點的詞匯，其中也包括擬聲詞的材料，但并無專門的著作文章對這些方言的擬聲詞進行分析探討。
更多的文章將擬聲詞作為一種構詞法平面描寫，如《獲嘉方言的表音字詞頭》《歙縣方言的aab、bba式結構》《略論廈門話的構詞手段和方法》《閩中、閩北方言的分音詞》《聞喜方言中的“圪”與“古”》《夏縣話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達”綴詞語的附加意義》《武寧話的重疊式》《宜都話的兩種狀態(tài)形容詞》《宜昌話“aa神”式論析》《汩羅長樂話中的“aa哩”重疊式》等。這些論文僅介紹某一方言擬聲詞的構詞形式，并未對該方言擬聲詞的整體特點深入探討，因此也只能作為一種方言調查材料。
專門對方言擬聲詞進行理論探討的文章是從《潮陽話和北京話重疊式象聲詞的構造》和《北京話的擬聲詞》兩篇相呼應的文章開始。但這些研究并未被馬上繼承，直至《吳語擬聲詞的狀態(tài)標記“叫”》《潮陽方言的象聲詞》以及中國社科院王曉君的博士論文《漢語方言擬聲詞調查與研究》等文章的出現(xiàn)，使語言學界才真正開始關注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
2.現(xiàn)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的具體方面。
�。�1）構詞法描寫。與普通話擬聲詞研究相似，大多數(shù)方言擬聲詞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構詞法的描寫及語法功能的簡單介紹：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為前綴的“圪a”和“圪a圪a”兩種構詞法；聞喜方言以“古”作為詞綴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結構。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兩種格式中各字的聲調是固定，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縣方言主要結構為“擬聲詞a＋動詞性b/形容詞性b”的“aab”式和“動詞性b/形容詞性b＋擬聲詞a”的“baa”式。江西武寧方言為aa式、abab式和aabb式，僅作狀語和定語。湖北宜昌方言的結構為雙音擬聲詞加后綴“神”，主要充當補語和謂語；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疊式擬聲詞。湖南汩羅長樂方言主要以“哩”為后綴，結構為“aa哩”，語音為“中重輕”的格式。廈門方言的結構則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這類文章對擬聲詞的討論較拘泥，僅從字面構詞的特點進行描寫，未對這些擬聲詞具體特點進行研究，因此無法揭示出該方言擬聲詞在詞法和語法的特殊功能。
�。�2）詞匯化。隨著詞匯化語法化在語言學界的興起，方言擬聲詞的研究也開始關注詞匯化。在調查中發(fā)現(xiàn)某個方言中存在著幾種不盡相同的擬聲詞格式，或者幾個方言中存在著相似或相異的擬聲詞格式，若將這些格式對比分析，往往可能發(fā)現(xiàn)不同擬聲詞之間親疏關系，從而可揭示出某類擬聲詞形成的歷史過程及其所屬的階段特征。這樣，一些論文開始從這種動態(tài)研究的角度對擬聲詞構詞特點進行解釋。
江西贛語新余方言介紹了三種格式：重疊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擬聲詞與普通話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話中已語法化為一個詞綴。通過對比贛語吳語中aa叫式擬聲詞在語法語義上的差異，試圖解決“aa叫”式語法化的歷史過程。
北部吳語嘉善方言中的擬聲詞的狀態(tài)標記是“-叫”，文中指出雙音節(jié)擬聲詞與“叫一記”在組合的過程中日趨緊密詞，并發(fā)生詞匯化，“一”語音弱化讀輕聲，所有后附于擬聲詞的“叫”都可以用“叫一記”來替換，而語義沒有變化。所以，文章認為，“叫”已經語法化為一個狀語標記，而“叫一記”則在使用中詞匯化，也開始逐漸接近于一個狀態(tài)標記。這些論述揭示出吳語中這兩種擬聲詞所形成的不同階段和相互關系。
（3）語音層面分析。擬聲詞最初表達的是要摹擬自然界某種聲音的某些屬性，本質上與聲音密切相關。因此，人們開始關注各方言擬聲詞在語音和韻律上的獨特之處，這把對擬聲詞的認識推進了一步：河南獲嘉方言中的擬聲詞的詞頭是一種表音字，擬聲詞若以這類詞頭為第一音節(jié)的時候，第二個音節(jié)的聲母和韻母就會受到嚴格限制，但文中對這種限制并未進一步討論。閩中閩北方言的擬聲詞中存在著一種分音詞，將一個音節(jié)分成聲母韻母兩個部分，“這兩個部分又各自擴充為一個獨立的音節(jié)，第一個音節(jié)與原單音詞雙聲疊韻，第二個音節(jié)與原單音詞疊韻。聲母固定為1，并且新的兩個音節(jié)均與原單音節(jié)詞同調”。
馬慶株以北京話擬聲詞為案例，利用數(shù)量統(tǒng)計的方法，從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擬聲詞看成一個語音單位，根據北京話擬聲詞的發(fā)音機制，分析了各擬聲詞聲母韻母各自的特點。研究發(fā)現(xiàn)這些擬聲詞的聲母多以塞音邊音塞擦音充當，韻母多為無韻尾，有韻尾則多以ng尾為主的客觀情況，并通過對不同音節(jié)中各相應的語素進行對比，總結了不同音節(jié)聲母和韻母的特點及各自之間的相互關系。同時，文章從音素的角度看待重疊，得出變韻重疊（語素重疊）和變聲重疊（音節(jié)重疊），這些變形重疊后的完全再重疊就發(fā)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擬聲詞重疊。
張盛裕對粵東閩語潮陽方言擬聲詞的研究同樣以音素為單位。他指出除了無固定格式的純粹模擬聲音的結構外，潮陽話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種格式。其中，后三種格式在語音上各有規(guī)律，除去詞綴“叫”，擬聲詞每個音節(jié)的聲韻調有固定的音變規(guī)律，并重點論述④式擬聲詞的語音結構中聲母與韻母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文章也運用統(tǒng)計學方法，對調查到的所有擬聲詞的聲韻調出現(xiàn)的頻率進行統(tǒng)計比較，并聯(lián)系人類發(fā)音機制特點進行解釋。
王曉君通過170多個詞條將調查所得的53個方言點的材料進行分析，從聲韻調三個方面，對漢語方言的一般擬聲詞、摹擬動物叫聲的擬聲詞和使喚動物聲的語音使用做了較為詳細的描寫，總結出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語音規(guī)律。此外，論文將擬聲詞的音節(jié)分為主音節(jié)和次音節(jié)（包括襯飾音節(jié)、衍生音節(jié)、前綴音節(jié)和后綴音節(jié)等），并運用主音節(jié)和次音節(jié)的概念分析了漢語擬聲詞的韻律構造。
以上的文章都運用了統(tǒng)計學方法對擬聲詞聲韻調等各個音素進行了頻率統(tǒng)計分析，這是以往擬聲詞研究中所不曾運用的方法。擬聲詞一般是用來模擬自然界的聲音，人類選擇以哪種語音表示哪種自然界事物的聲音通常也帶有隨意性。但是語言又是約定俗成的，在任意選擇語音的同時，又受到人類自身的認知及所處的語言環(huán)境文化背景的制約，具有某些優(yōu)選的規(guī)律性，顯示出語言的排除機制。用統(tǒng)計數(shù)據分析的方法事實上是將擬聲詞的研究與普通語言學研究結合起來，從方言中一些現(xiàn)象總結人類對語言的選擇方式和接受程度。
三、研究方法的總結
現(xiàn)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起步較晚，這與方言調查的開展有很大關系。在很長一段時間現(xiàn)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只重視語法結構描寫以及在普通話擬聲詞的研究模式下進行兩者對比，并沒有立足方言自身內部特點的探討。此外，對擬聲詞在語法修辭上描寫也過于籠統(tǒng)。事實上，方言擬聲詞的研究應有自身的特色，可從多角度展開探討。
1.歷時研究。由于擬聲詞是用自己的方言去模擬某種聲音，這種模擬必然帶上主觀性。這種主觀性，從音素到音節(jié)到字詞，都受到形成該方言的社會心理文化意識影響，因此，不同的方言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然而，語言的接觸語言的滲透使得一些方言帶上相似的語言現(xiàn)象，系屬相近或同屬一方言的方言小片中的許多語言現(xiàn)象都具有相同的特點。將這些特點系連在一起，則可能為某種語言現(xiàn)象展示了一個歷時的動態(tài)過程。王福堂①從方言語音演變中得出：“多數(shù)方言中音變過程完成后，原來的具體情況已經不復可知。需要借鑒其他方言的情況才有可能對音變過程的某些階段加以復原”。方言擬聲詞的研究同樣具有歷史性。例如吳語、贛語、閩語中都存在著以“叫”為后綴的擬聲詞結構，但在語法上又有差異性。從歷史移民的考證中，古代時就存在著一批移民從長江中下游區(qū)遷往江西最后再遷至閩地的歷史情況。擬聲詞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相似的特點，是同源的關系，還是僅為偶合，這需要結合文化歷史的進一步證明�？梢�，將不同方言中擬聲詞的結構特征串連起來，能為歷史語言學的研究提供語言事實材料。從歷史層次上分析，突破了擬聲詞僅關注平面研究，從而把擬聲詞的研究引進歷史變化發(fā)展的動態(tài)立體研究中，對于認識漢語擬聲詞的特點有著重要的意義。
2.語音韻律研究。國外擬聲詞的研究一般從音素入手，而現(xiàn)代漢語普通話擬聲詞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字詞組合上的結構。漢字是一種方塊文字，這讓漢語研究者通常關注以字為單位符號的漢語，著眼于字面上的漢語，忽視語音層次上更具有變化意義的語言價值。與其他詞類相比，擬聲詞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就是因為它是以聲音作為產生載體和條件，因此對語音深入探討才是真正認識擬聲詞特點的研究。石毓智②以廣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擬聲詞、聯(lián)綿詞和分音詞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節(jié)結構這種韻律單位，認為在這個結構中，音節(jié)與音節(jié)間相應的位置上的音素有著相互制約的關系。他從普通話擬聲詞中歸納出五條音節(jié)配合規(guī)律，然后從歷史材料及閩語吳語等方言材料中印證了這些原則。這種從音系學和韻律的角度探討了擬聲詞及其相關的問題，為進一步認識漢語方言擬聲詞的共性及擬聲詞的本質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由最小的語音單位分析至詞組合層級分析法，事實上與國外語言學研究方法接軌。擬聲詞的研究，無論是普通話還是漢語方言，都應跳出字詞上的局限，將語音引入，結合詞法語法進行研究。
3.類型學研究。漢語從古代的開始就存在著各種方言，千年來各方言自身變化不斷，同時又相互影響相互滲透，類型各異。漢語方言的豐富性，不僅數(shù)量上而且類型上也為漢語的研究提供大量了的語言材料。從類型學的角度研究擬聲詞，是對漢語擬聲詞認識的總結。方言擬聲詞的調查研究目前尚未深入展開，但已初步總結出一些類型，包括：各種沒有固定格式的純粹模擬聲音的結構、重疊式（常式和變式；單音節(jié)、雙音節(jié)和多音節(jié)）、詞綴式（前綴、后綴和鑲嵌詞綴等）、分音詞等�？梢�，除了字詞上的格式外，我們更應將語音和詞匯化引入，從微觀的動態(tài)中進行研究。隨著方言擬聲詞調查的廣泛展開和深入探討，不同類型的擬聲詞結構將被逐漸揭示出來，這就為語言類型比較的提供了大量的材料，這種類型學的研究角度研究應該成為方言擬聲詞研究的重要方向。這對進一步揭示和認識漢語擬聲詞的特點，具有重要的價值。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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