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宏觀經濟運行態(tài)勢及面臨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進行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這種體制變革導致經濟運行機制的相應變化，即由國家計劃對企業(yè)和各種經濟單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調節(jié)，逐漸轉變?yōu)樵谑袌鲂畔⒂绊懴�，以經濟利益引導企業(yè)和個人進行微觀決策的自動調節(jié)。在此情況下，價格、利潤、成本、收益、供給與需求的協(xié)調機制產生了，計劃機制逐漸讓位于市場機制。

　　隨著經濟運行方式的轉變，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及其形成機制也發(fā)生了變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擴張和經濟收縮都是由行政性的強啟動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導致經濟的大起大落；經濟衰退一般都會帶來總體經濟水平絕對量的下降，（注：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發(fā)生了五次經濟周期波動：（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經濟周期波動均出現經濟的負增長。）造成經濟的重大破壞。而在1978年改革開放后的四次經濟周期波動（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則沒有出現經濟的負增長，屬增長型的經濟衰退，即在經濟增長率下降的最低點，其經濟總量的絕對水平并不下降（見表1）。出現這一情況有客觀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國仍處在短缺經濟的狀態(tài)下，市場制約的因素幾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現大規(guī)模的生產過剩危機；另外，它與如下情況也有一定的關系，即隨著市場機制作用范圍的擴大，我國已逐步采用了宏觀調控的反周期措施，從而使經濟周期的波幅和波動系數縮小，經濟運行的穩(wěn)定性增強。

　　表1　中國GDP增長率的歷次波動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統(tǒng)計年鑒1999》，北京：中國統(tǒng)計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頁。

　　然而，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經濟改革，在較長的轉軌時期中存在著兩種體制因素并存的局面，這使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場化的調控手段難以一步到位，經濟周期波動仍呈現明顯的“計劃同期”（注：即國有投資的擴張與收縮成為周期波動的直接原因，經濟周期為國家的集中計劃所推動。）的特征。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統(tǒng)收統(tǒng)支的中央集權的資源配置方式表現為國家以向國有企業(yè)財政撥款的形式進行投資。在這種投資方式下，企業(yè)的發(fā)展嚴重依賴于國家，并具有爭奪國家投資的強烈沖動。因此，每次經濟增長的啟動，一般都同時帶來經濟的“過熱”，從而使經濟周期帶有明顯的人為“計劃”推動的特點。在改革開放初期，這一情況幾乎沒有改變。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的幾次因經濟“過熱”引起的經濟大波動，均起因于國家投資的擴張。其中，第一次經濟大波動發(fā)生在剛剛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計劃者的沖動，即在當時確定了大量不切實際的建設項目。為了克服這次經濟波動的后果，我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處于經濟調整時期。

　　第二次經濟大波動始于1984年。該年年底，我國決定把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由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并把部分投資項目的審批權下放。由于我國的“預算軟約束”是一種制度性的軟約束，它來源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與國有企業(yè)的特殊產權關系。因此，在國家財政、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yè)三位一體的體制尚未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只是把國家投資的財政渠道改為銀行渠道，是不可能結束銀企之間在資金鏈條上的體制性“軟預算”約束狀態(tài)的。正因為如此，在基本建設投資由撥款改為貸款后，便發(fā)生了銀行競發(fā)貸款、基本建設規(guī)模迅速擴大、社會消費需求膨脹、貨幣發(fā)行失控的情況。當時，政府曾設想以“軟著陸”的方式緩解經濟生活中日趨嚴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實際上財政、信貸“雙緊”政策幾度夭折，經濟繼續(xù)升溫，通貨膨脹不斷升級，并在后來演變?yōu)?988年8月爆發(fā)的搶購風潮。這次由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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