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古詩鳥

　　鳥兒是人類的朋友，它們和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我們的世界因為有了鳥兒的存在顯得生機勃勃，因為有了鳥兒的存在顯得絢麗多彩。以下是小編整理的白居易的古詩鳥，你聽過這首詩嗎？一起來看看吧。

　　鳥

　　白居易

　　誰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

　　勸君莫打枝頭鳥，子在巢中望母歸。

　　注釋

　�、俚溃赫f。

　�、谀�：不要。

　�、圩樱盒▲B。望：盼望。

　　翻譯

　　誰說這群小鳥的生命微小，與所有的生命一樣都有血有肉。

　　勸你不要打枝頭的鳥，幼鳥正在巢中等候著母鳥回來。

　　賞析

　　詩人白居易在這首詩中發(fā)出勸戒之聲，勸導人們愛惜鳥類，表現出詩人的善良、仁愛之心。

　　詩人白居易深受儒、道、佛的影響，與儒者論理，與居士論道，與佛家論經。如果說李白是世間的精靈，隨性而為；白居易就是入世的苦行僧，兼濟天下，仁義無邊，又在知足中尋求解脫。

　　傳說洛陽紙貴，據說長安居不易，白詩人曾是高傲的才子，后來與得道高僧相交，長期感其心理其情，白居易逐漸明白世間的生靈都有同樣的生命，本沒有貴賤之分。一首簡單易懂的《鳥》，把鳥兒的生命看得與人的生命一樣，人不可以為自己強，而任意決定小鳥的生死。

　　要是說自然界的定義是生靈皆平等，那么人類社會的規(guī)則強化萬物為三六九等。白詩人聽高僧說，惡雖小不可為，善雖小必為。他曾經以為的生命不平等，終于轉化為自然界的萬物平等。此詩說的是鳥，其實喻義著現實社會，皇家貴族性命高嗎？貧窮百姓生命微乎？都是一樣的皮肉，都有母子情深，詩人希望社會充滿愛和歡樂。

　　文學賞析

　　“誰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贝嗽娤纫砸粋�反問句提出詩人自己的看法，反問的語氣使感情抒發(fā)更加強烈，表現出詩人的善良、仁愛之心以及對生命的尊重，接著點出鳥和人一樣有著皮肉和骨骼。誠然，生命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世間萬物與人類一樣，都是有生命的，都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類應該像對待兄弟姐妹一樣對待它們，絕不能傷害它們。之后的“勸君莫打枝頭鳥，子在巢中望母歸”兩句順勢提出人類應善待動物的勸誡，并以幼鳥盼望母鳥的動人情景來感動人們，給人以強烈的震撼，勸說效果十分顯著。

　　全詩語言樸實自然，通過蘊含真情的“子望母歸”的自然現象勸誡讀者善待動物，表達了對鳥類命運的關注和同情，這不僅是一種生態(tài)意識，同時還有著深刻的寓意：詩人意在以鳥喻人，勸誡當時的權貴要學會尊重平民百姓，因為平民百姓與權貴們一樣，都有著同樣的生命和尊嚴。

　　創(chuàng)作背景

　　這是一首勸誡詩，具體創(chuàng)作時間不詳。每年春夏之際，鳥兒們正處于繁育時期，不少鄉(xiāng)下孩子喜歡掏鳥窩、抓小鳥，甚至不少大人也在田間地頭邊干活邊捕鳥，究其動機，僅僅是出于好玩。一幅幅鳥兒或死去或掙扎的畫面讓詩人心悸驚恐，心生悲涼。于是，詩人創(chuàng)作此詩，深情地呼喊與號召人們愛惜小鳥，與它們和諧共處，同時以鳥喻人，勸誡權貴尊重平民。

　　白居易的詩歌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極可注意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chuàng)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fā)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諭、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chuàng)作而發(fā)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諭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保�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諭，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保�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边@里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釋、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為指導思想。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3000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chuàng)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

　　“辭質而徑”，辭句質樸，表達直率； “言直而切”，直書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實”，內容真實，有案可稽；“體順而肆”，文字流暢，易于吟唱（《新樂府序》）。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chuàng)作服從于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chuàng)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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