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不老家山情
明末清初中國社會動蕩不安，然而畫壇上卻是流派紛呈、風格各異，相繼涌現(xiàn)出“松江派”“新安派”“四王吳惲”“四大畫僧”“金陵八家”等一批彪炳史冊的名家高手。江寧（今江蘇南京）畫家樊沂（生卒年不詳，明末萬歷年間至清初康熙年間在世），作為“金陵八家”之一樊圻（1616年生，卒年不詳）的胞兄，在當時亦名享一時。
一、畫家樊沂的生平事跡
樊沂字浴沂，明代滅亡后遁居金陵城南的東園（今白鷺洲公園）回光寺一帶，過著十分簡樸的隱逸生活。樊氏兄弟性情簡淡，特立獨行，不愿仕服滿清王朝，平日主要依靠鬻畫賣藝為生，身份屬于布衣畫家，故而與當朝推崇的“四王”等名家的影響力無法相比，因此史上關于其生平事跡記載很少。
明末清初文人、書畫鑒藏家周亮工（1612-1672年）寓居金陵期間，與樊沂、樊圻兄弟有過一些交往。他在《讀畫錄》卷三《樊會公（圻）》中記有一些簡略介紹，對其評價較高：樊氏兄弟傳統(tǒng)筆墨功底深厚，在當時“有雙丁、二陸之名”，堪與三國魏時的文學家丁儀、丁廙兄弟，以及晉代名書家陸機、陸云兄弟相媲美。關于樊氏兄弟的生活狀況，周亮工嘗有詩云：“兄弟東園戶自封，不教世人見全龍。疏燈夢穩(wěn)長橋雨，破硯鼓磨近寺鐘。白墮荒唐胸五岳，青來迢遞筆三峰。北山云樹蕭條盡，老去朝朝拜廢松�！弊掷镄虚g透析出樊沂兄弟生活于東園一帶的疏籬、板屋之間，平日寡交他人，寒暑朝夕與寺廟山林相伴，閉門筆耕不輟，表達自己的心靈逸氣，詩尾則反映了他們心中強烈的遺民氣節(jié)。清初文學大家孔尚任在樊圻的題畫詩中，深情吟道：“內府收藏君總在，標題半是（天）啟（崇）禎年�！保▍⒁娗迦硕湃鹇�(lián)《古芬閣書畫記》）這或許也能從另一側面，想見其兄樊沂的當時心境。由于樊氏兄弟刻苦研藝，畫名日漸隆起。
樊沂的丹青藝術及思想情操等，皆與堪稱畫壇“多面手”的胞弟樊圻相近。他廣涉南北諸家的筆墨意蘊，紹承宋元以降大師的繪畫精髓，山水、花鳥、人物畫皆能，所作技法多變，水墨、淺絳、青綠等畫法不拘一格。由于社會動蕩、時代變遷等多種緣故，樊沂的許多畫作都已散佚，主要代表作有《雪景溪山圖》（現(xiàn)藏于安徽博物院）、《山閣讀書圖》（現(xiàn)藏甘肅省博物館）、《松泉對酌圖》（現(xiàn)藏于南京市博物館）、《高松峭壁圖》（現(xiàn)藏于北京市文物商店）等。關于樊沂的藝術風格，我們尚可從其存世的畫作中得以窺見一斑。
二、圖像背景與畫藝品覽
樊沂與樊圻一樣，十分眷愛六朝古都南京。雄奇秀美的金陵山水、底蘊豐厚的人文歷史，皆給其帶來不少創(chuàng)作上的滋潤與蒙養(yǎng)。樊沂筆下的實景山水畫《金陵五景圖》（絹本設色頁裝，每幅畫面縱30.1厘米、橫6喱米不等，現(xiàn)藏于上海博物館），就是一件縱情謳歌家鄉(xiāng)山川形勝的心儀佳作。
展現(xiàn)在人們眼前的《金陵五景圖》，第一幅畫面上的題款名為“燕磯曉望”（圖1）。三面臨水的燕子磯，巍然屹立在南京城北郊的長江之濱，是萬里長江上的著名“三磯”之一。遠眺江畔突兀而起的嶙峋巨巖，宛若飛燕臨空展翅。畫面中燕子磯臨江而立，形勢險要，氣象不凡，蒼松傲立，綠蔭叢叢，數(shù)條漁舟或乘風起航或落帆泊岸。人們登高望遠，大江空寂遼闊，風光秀美宜人。樊沂以飽蘸深情的生花妙筆，由衷地再現(xiàn)了古都金陵的這一勝境。
畫面左側所對應的行書，系時人樊新（生卒年不詳，有日為樊沂兄弟）題寫同鄉(xiāng)畫家張風（？-1662年）的詩詠：“海燕何年化石磯，等閑猶是意飛飛。新愁對水話難盡，舊事營莫星欲稀。春社再成吾已老，秋風才入子先歸。獨憐臥向空江里，鎮(zhèn)日關河送落暉。張風詩�！彪S后鈐有樊新的兩枚印鑒。
第二幅畫面款名為“鐘阜晴云”（圖2）。鐘山位于南京東郊，昔稱金陵山、蔣山、神烈山等，因為山上有紫色頁巖層，在陽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輝，故亦名紫金山。相傳三國時期諸葛亮流連南京，觀覽當?shù)仉U要地勢后，曾經(jīng)發(fā)出“鐘山龍蟠，石頭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的由衷喟嘆。唐時的鐘山曾與衡山、茅山、廬山并稱為“江南四大名山”（參見唐代《地理志》），明初昆山（今屬江蘇）文人史謹還將“鐘阜晴云”列為“金陵八景”之一。該山自然風光優(yōu)美，人文遺跡較多，尤以明太祖孝陵最負盛名。
樊沂以身居東園之畔、眺覽東北方的鐘山視野，精心構圖布局，近景繪有明代南京城墻及朝陽門，城外山野幽寂，溪水靜流，民居散落。中景乃明孝陵入口城門及紅垣，陵區(qū)內的方城、明樓等建筑，皆掩映于蒼松翠柏的環(huán)抱之中。遠處的巍巍鐘山，大氣磅礴，悠悠白云，縹緲起伏，不禁讓人心生思古幽情。
畫面左側所對應的楷書，為樊新?lián)]筆題寫元末明初文人楊維楨（1296-1370年）的詩詠：“鐘山突兀楚天西，玉柱曾經(jīng)御筆題。日照金陵龍虎踞，月明珠樹鳳凰棲。氣吞江海三山小，勢壓乾坤五岳低。百世升平人樂業(yè)，萬年帝壽與天齊。楊維楨詩。秣陵（今南京別稱）樊新書�！彪S后鈐有樊新二枚印鑒，因此堪稱詩畫合璧。
第三幅畫面款名為“秦淮漁唱”（圖3）。秦淮河是南京的母親河，也是孕育金陵古老文明的搖籃。千百年來，歷代先民就在秦淮河流域繁衍生息、種植捕撈。畫家截取的是“十里秦淮”河畔景色，兩岸河房河廳鱗次櫛比，古樸典雅的文德橋橫跨淮水，幾條畫舫黯然停泊在泮池旁。北岸就是聞名遐邇的夫子廟與學宮，廣場上的文廟正門以及東西牌坊，一一聳立其間，側旁還有墨香飄逸的聚星亭……
與畫面相對應的左側篆書，乃樊新書寫晚明文人楊希淳（生卒年不詳）的詩詠：“樓閣誰家隱修篁，門對清溪一水長。細雨卷簾還日暮，數(shù)聲款乃送漁郎。楊希淳詩�！彪S后鈐有樊新二枚印鑒。
第四幅畫面款名為“烏衣夕照”（圖4）。烏衣巷是馳名華夏的千古名巷，早在三國東吳開都金陵時期，就是吳軍烏衣營的駐地。東晉名相王導、謝安等高門大族，后來寓居于此。隋軍踏平江南后，金陵的都城地位一落千丈。伴隨著時光流轉，六朝金粉繁華不再�！爸烊笜蜻呉安莼ǎ瑸跻孪锟谙﹃栃�。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唐代劉禹錫的一曲《烏衣巷》讓此地蜚聲天下。后世文人騷客尋蹤懷古，詠嘆不絕，然而“到如今，惟有蔣山青、秦淮碧”。畫面中所現(xiàn)的古塔、民居等，沉浸在一片清寂落寞中，惟有淮水尚在流淌不息……人們不禁要問：昔日的烏衣巷在哪里？畫家樊沂所表現(xiàn)的就是這一幽迷情景。 畫面左側所對應的草書，為樊新題寫昔人羅元（生卒年不詳）的詩詠：“烏衣池館一時新，晉宋齊梁舊主人。無處可尋王謝宅，落花啼鳥秣陵深。羅元詩�！彪S后鈐有樊新二枚印鑒。
第五幅畫面為“清涼環(huán)翠”（圖5）。清涼山位于金陵城西，東吳時期稱為石頭山，“虎踞石城”也成了金陵雄險要勢的代名詞。南唐時期因為山間有清涼大道場，故易今名。但見該畫面中，山寂水靜，蒼樹遍野，鳥跡人蹤，杳然難覓。莊重典雅的清涼寺，默默地佇立在山坳中……畫家在該畫面右上側行筆題款“清涼環(huán)翠。戊申（即清代康熙七年、1668年）春月寫成，樊沂”。隨后另鈐二枚白文印鑒。若按其弟樊圻出生于1616年推算，那么樊沂此時肯定已逾53歲了。
與畫面相對應的左側隸書，乃樊新執(zhí)筆題寫晚明文士王思任（1574-1646年）的詩詠：“古寺白門邊，寒風逗石煙。松篁無俗逕，鐘磬有諸蓖。歲晚難為客，官閑易入禪。燈殘僧別去，清夢草相憐。王思任詩�！彪S后鈐有樊新二枚印鑒。
另外，該畫卷引首的“秣陵煙樹”（圖6），乃清末民國書法家張伯英（1871-1949年）在壬午九秋即1942年深秋題寫的.行筆書法。卷尾另有明末清初卞時紭（生卒年不詳）等文人題跋（圖7、圖8）。其中卞時紭在戊午年（即康熙十七年、1678年）六月書寫的尾跋中感嘆：此圖“烘染生動”，頗得元代名畫家錢選、盛懋之筆意，“毋謂今人不及古人也。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焉爾獨是”，讀來意味深長。
三、創(chuàng)作特點及文化意涵
樊沂在《金陵五景圖》的創(chuàng)作中，主要以“三遠”法構圖，遠近虛實得當，繁簡疏密有致，水墨勾勒皴擦，筆法自然流暢，墨色清潤秀雅，細膩寫實又不拘泥于真境，可謂得心應手。畫面中的山巒丘壑描繪，既有荊浩、關仝、李成、范寬等前賢的雄壯氣派，也不乏趙孟頫、黃公望等名家的秀雅韻致，斧劈、披麻、雨點等皴法巧妙運用，復以水墨、淺絳、青綠、朱砂等疊加暈染。畫家貌寫家山，寓情于景，竭力營造出魅力誘人的生動氣韻。該畫作不僅藝術地展現(xiàn)出恬淡清秀的逸品格調、遐思翩然的審美意蘊，而且也客觀地反映了畫家對不同流派的技法掌握及嫻熟運用程度，堪稱具有比較成熟的實景山水畫風格。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京師與留都、后來一度又成為南明小朝廷的南京，入清后寓居著不少遺老遺少和文人遺民，由于朝代更迭所帶來的痛楚、感傷、憂慮、惆悵、彷徨、避世等諸多復雜矛盾心緒，一起都交織于他們的心中。樊沂作為一位典型的遺民畫家，盡管在創(chuàng)作《金陵五景圖》的時候，明清易幟已經(jīng)20多年了，不過內心深處的那份懷戀故國情緣，依然存在。“睇觀五景，宛身在秣陵山水間矣”。這五幅畫面所對應的昔人詩詞五體書法，似乎仍在重新喚起人們的懷舊感思。
現(xiàn)以《金陵五景圖》中的“鐘阜晴云”為例，樊沂竟然將明孝陵構置于畫面的突出位置，莫非就是昔日金陵王氣的一個圖像詮釋？這一具有視覺張力的象外之象，確實較易引起觀者的心靈感舊。而在另一幅“清涼環(huán)翠”中，清涼寺門、圍垣、鐘鼓樓乃至寶殿墻壁，都被敷染成紅色（通常佛寺墻壁多為黃色）。筆者也有必要提及一下，一些明代遺民畫家往往在個人的作品中，通過施以紅（朱）色的圖像符號來深沉地暗喻朱明江山，藉以表達戀戀不忘的故國情愫。其弟樊圻《清涼僧舍》冊頁（圖9，現(xiàn)藏于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中的清涼寺門墻以及同代畫家龔賢《攝山棲霞圖》畫卷（圖10，現(xiàn)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中的屋宇墻壁等，皆被染為朱砂色，便可略知一二了。若從明代遺民畫家的一些心緒變化來看，此舉恐怕也就是不難理解的。
再審視一下他的“秦淮漁唱”畫面，初看起來同樣存有令人不解之處：
“十里秦淮”河畔原先頗為繁盛，現(xiàn)在畫家的筆下卻變得如此冷寂凄迷，河畔彌漫著陰沉的煙水氣，兩岸青柳獨自低垂，咋不見人蹤呢？其實樊沂對朝夕相處的秦淮河實在太熟悉不過了，這一帶曾經(jīng)是多么熱鬧、風流、迷人，但在畫家的眸中似乎都已成為了往昔。盡管其中可能還與滿清南下血洗金陵、問鼎后嚴施暴政等客觀原因不無關系。然而再仔細品覽《金陵五景圖》中，幾乎都鮮有人跡，這不禁讓我聯(lián)想起另一位年歲稍長的遺民畫家鄒典（生卒年不詳，大約生活于明末萬歷年間至清初康熙年間）亦隱居于南京東園一帶，他在明亡前的崇禎七年（1634年）創(chuàng)作的將近13米的長卷《金陵勝景圖》（現(xiàn)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中，同樣也是這樣表現(xiàn)的。因此對比分析推測來看，這或許與作者遁世隱逸的人生狀態(tài)有著比較大的關系。
《金陵五景圖》從精神和情感層面?zhèn)鬟f出了畫家心中一些比較含蓄、隱晦的緬懷故國思緒。樊沂在創(chuàng)作此畫時，康熙皇帝登基后尚未來過江南，直至1684年才浩浩蕩蕩地首次南巡。在清初文字獄盛行的酷政專制年代，不少秉持節(jié)操的文人墨客，只能采取類似的僅可意會而難以言表的傾訴方式，委婉蘊藉地表達自己面對滄桑變遷的肺腑情感與文化人格。面對南方民眾的不斷反抗，清初統(tǒng)治者也開始認識到，光靠以暴制暴手段難以平息漢人心中的憤懣和不滿，于是在鞏固政權后便逐漸地推行一些不斷發(fā)展生產、緩和民族矛盾的積極舉措。隨著歲月的不斷流逝，江南經(jīng)濟開始重新繁榮發(fā)展，民眾生活不斷好轉，縈繞在漢族知識分子（包括明代遺民畫家及其追隨者）心頭上的故國家山情懷，也就漸行漸淡、漸遠了。然而盡管這樣，懷古慨嘆之風還是彌漫清代文壇長達百年之久，由此也構成了積淀于中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獨特文化景象。這也是人們在讀史賞畫時值得注意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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