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價值及其選擇

　　任何立法，只要是為了達成某種目標、為了解決一定問題，無論是民間立法還是國家立法，也無論是議會立法還是行政立法、司法立法，都會涉及立法價值問題。中國的立法價值是什么？即是說，我們站在立法者 的角度來思考和審視尚在構思和草擬中的“法律”（Laws）的內在價值是什么？它所設定的目的和最終價值是什么？以及它在整個法律體系中與別的法律處于何種內在關系？特別是作為一切立法合法性形式淵源的憲法規(guī)范的內在價值和終極價值是什么？面對這些有關立法價值的問題，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思索。的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的立法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fā)展，以至于1987年，全國人大的顧昂然先生在第三期立法工作干部培訓班上做題為“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情況和若干問題”的報告時，明確指出：“1979年以來，我們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以新憲法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jīng)初步形成。現(xiàn)在，國家的政治生活、經(jīng)濟生活、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不能說無法可依了”； 以至于有關部門在1988年曾向世界宣布，中國以憲法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基本形成。 這些年，為適應建立市場經(jīng)濟體制的需要，中國立法工作的步伐大為加快，每年都有一批新的法律、法規(guī)出臺。然而，如何從立法價值的角度認識、理解和評價中國的立法工作，實在值得深思！

　　當代的一些法學家主張，對立法和法律的評價主要應從三個方面進行：價值、結構和實效（或功能）。一般認為，價值屬于規(guī)則的道德范疇，是立法的靈魂和精神，內含于法律之中；結構屬于規(guī)則的形式范疇，是立法的存在方式，外顯于法律之表；實效屬于規(guī)則的結果范疇，是立法的直接目的，產(chǎn)生于法律的運作之后 .這種認識不無道理，但還不夠完善。立法的結構同樣存有價值因素，它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立法價值的載體。而立法的實效則更可以從反饋的視角對立法價值進行實證性評判。雖然立法價值主要是隱含在法律文本當中，但同時它也通過法律的結構和實效體現(xiàn)出來。立法價值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在中國，許多立法更多地涉及到立法的價值問題。例如，某地方人大通過的一項關于公民義務獻血的地方性法規(guī)。我們且不究問該項法規(guī)的制定是否有憲法依據(jù)，地方人大是否有權力為公民設定此類義務，即法規(guī)的合法性如何？單就法規(guī)的價值根據(jù)（合理性的主要部分）而言，頗值得推敲。該法規(guī)的第一條對設定獻血義務的目的和理由做了規(guī)定：為保證醫(yī)療用血需要，保障公民身體健康……促迸精神文明建設……。這條規(guī)定的核心，是為了保障公民的身體健康。這本無可厚非。問題在于，健康是每個人生存的基本權利內容，有什么理由可以為了一部分公民的健康而以法律強制另一部分公民去奉獻鮮血呢？并且是無償奉獻。它的立法合理性何在？如果為了一部分人健康地生存而可以用法律強迫另一部分人盡獻血義務，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強迫人們在不危及其生命的前提下進行器官移植，以挽救那些生命垂危的人；或者強迫人們捐獻骨髓，以便救死扶傷。既然生命中最寶貴的東西都可以用來盡義務，那么財產(chǎn)等身外之物就更可以隨意規(guī)定為某種義務了。我認為法律設定義務應有必要的依據(jù)：家庭成員間的義務是基于血緣或特殊的法律關系而產(chǎn)生的；公民對國家的義務是基于國家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國家對公民權利的確認和保護為前提的。一部分公民通過法律這個具有政權意志的中介，對另一部分公民的義務是根據(jù)什么產(chǎn)生的，似乎找不到它的價值依據(jù)。

　　又如，關于計劃生育的法律規(guī)定。一些省、自治區(qū)、直轄市制定了計劃生育條例，規(guī)定一對夫婦只能生一個孩子（特殊情況除外）。這是我國基本國策的法律體現(xiàn)。對此類規(guī)定的詰難是：生育權是人的基本權利，地方權力機關根據(jù)什么可以限制人們的此項權利？一種辯解的理由是，為了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特別是為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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