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學形式的宗教精神

  內(nèi)容摘要：本文通過剖析《西游記》、《紅字》、《天路歷程》等宗教文學，從文學的視角對宗教精神進行了探討。認為：宗教精神的基本向度是對人間苦難的博愛關(guān)懷和對超越存在的終極訴求；并以宗教文學的例子對宗教精神內(nèi)在的悖論：人性與神性、理性與信仰的關(guān)系進行了剖析；最后，以宗教精神為尺度，對中國儒道佛（禪）文化進行了梳理性的評析。

     關(guān)鍵詞：宗教精神、終極訴求、人間關(guān)懷

    

     一、宗教作為文學表現(xiàn)的重要維度

     卡西爾說：“在人類文化的所有現(xiàn)象中，神話和宗教是最難兼容于純粹的邏輯分析了”（1），意即宗教信仰是自明而不可追問的。但宗教難容于“邏輯分析”，卻與感性形象的文學藝術(shù)天然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

     縱觀中外文學史，宗教文學的深厚傳統(tǒng)就足以表明宗教與文學的密切關(guān)系。如中外文學史上都產(chǎn)生了《西游記》和《天路歷程》這樣的經(jīng)典；而關(guān)涉宗教題材的文學，則更是不計其數(shù)，中外都有如《紅樓夢》、《神曲》這樣的名著；而進入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世紀初的現(xiàn)代文學史上出現(xiàn)了一批如蘇曼殊、許地山、廢名這樣作為宗教人士或宗教研究家的文學家。世紀末的當代文學史則從汪曾祺的《受戒》、禮平的《晚霞消失的時候》宗教意識的復(fù)興，到中期扎西達娃的《西藏：隱秘的歲月》、《系在皮繩扣上的靈魂》、《騷動的香巴拉》的文化反思，再到九十年代北村《施洗的河》，張承志的《心靈史》精神皈依等，都無不表明：宗教信仰是文學表現(xiàn)的一個重要精神維度。因此，在文學的范圍內(nèi)來論述宗教精神，就具有了重要的意義。

     二、宗教精神概論

     宗教精神，若以其作為文化精神的一般性論，大體脫離不了兩個基本維度：一是超驗意義的終極訴求；二是經(jīng)驗意義的人間關(guān)懷。而就各種具體的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或者存有爭議性的儒、道教等之間，其精神必迥然不同。譬如基督教文化精神就被公認為是受罪與救贖，并形成了西方的罪感文化特點。中國的儒道文化以及本土化了的禪宗追求以人為本位，注重現(xiàn)世的生命享受，是一種重生主義，表現(xiàn)為樂感文化特征。至于印度的佛教，其文化特征非罪、非樂，而是苦，是苦感文化（筆者如此認為，未見其他論述），因此，佛教文化精神的基本內(nèi)涵則是苦難與解脫，有別于西方基督教文化精神的罪感文化特征而形成另一種文化格局。而總體上，普遍認為：東方文化最大特點是“天人合一”，西方文化則“天人對立”。筆者以為：無論“天人合一”還是“天人對立”，根本表述的不過是人與神的關(guān)系，也就是人神是合一還是對立的問題。很顯然，東方儒佛道都說成圣成仙成佛，人神可以轉(zhuǎn)換，是合一的；而西方的上帝則永遠髙居人之上，作為人的主宰而存在，人神之間無疑是分裂對立的。由此，而構(gòu)成東西文化的對立格局。

     論宗教精神，若再以精神體驗、價值、審美性及時代性而言，宗教精神以宗教性體驗為基礎(chǔ)，以對神的終極皈依為價值核心。其主體可以是作者也可能超越作者，按照“形象可能大于思想”原則，文本整體性形象所表達的宗教精神內(nèi)涵，往往超越了作者的思想。并且，以宗教體驗為基礎(chǔ)的宗教精神狀態(tài)往往蘊涵了審美性因素，又由于文學作為審美性的生活反映，與外在的歷史社會密切關(guān)聯(lián)，因此，宗教精神與其歷史時代的文化精神也會息息相關(guān)。

     如此泛泛而談，當然不足以準確或者深刻剖析宗教精神的一般性。拋磚引玉，不過是為了界定一個審視的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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