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位商思想探析

《孟子》的位商思想探析

　　

　　任民

　　

　　位商是檢驗一個人能否正確選擇自己的位置并適應其當前所在位置的商數，也叫位置智力、位置智慧。位商與智商、情商相關聯而又具有獨立性，是一種來自靈性的力量，很多智商、情商高的人卻在擇位、守位時步履艱難，原因在于位商較低。早在先秦時期，中國儒家就對位商展開了深入的探討，其中《孟子》一書建樹頗大，提出了尊位、識位、立位、和位的思想。

　　

　　一、尊位

　　

　　尊位，即尊重每一個社會崗位。因為每個社會崗位都是服務社會的平臺，而且，各崗位之間存在著相互服務的關系，“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滕文公上》）每個人的生活和工作，都離不開其他崗位提供的服務。因此，位商首先表現于尊重社會的每一個崗位。

　　

　　1．尊重“在位”者。一個人不管出身、年齡，只要“在位”就應該受到尊重。在《告子上》中，孟子舉例說，從倫理學的角度講，在叔父和弟弟之間，當然應該恭敬叔父，可是如果弟弟在祭祀活動中充當受祭的尸主，就應該首先恭敬弟弟。同樣，平常恭敬哥哥，但在鄉(xiāng)黨生活中，要首先表達對本鄉(xiāng)長者的恭敬，因為按照鄉(xiāng)黨社交禮儀，他處在應當受到尊重的位置。事實上，尊重“在位”者，不啻對人尊重，更是對社會分工和社會規(guī)則的尊重，歸根結底是對社會的尊重。

　　

　　2．樹立服務心態(tài)。既然根據社會分工，每個“位”都是服務社會的平臺，“在位”者都是互相服務的關系，那么，人只有在服務中才能體現其價值。所以，孟子特別強調領導位置更是服務社會的平臺，領導者必須首先樹立服務心態(tài)。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保ā侗M心下》）認為一切政治權力，從根源上來說，都是來自于民眾的認可，因此政治領袖必須關懷民生，實行民本政治。如果諸侯危害社稷，殘民以逞私欲，就應該將他罷免！《梁惠王下》孟子引用《尚書》話說：“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闭J為政治領袖跟教師一樣，都是天降生下來幫助上帝愛護百姓的，百姓的問題，都由政治領袖負責，政治領袖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擔負著服務天下的責任。因此，必須“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而不是作威作福。以后這種思想被范仲淹發(fā)展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啟示今天的領導者，不管地位有多高，都是一個服務員，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二、識位

　　

　　識位，即正確理解社會上的各種位置。孟子提醒人們，位不僅有縱向等級之位，橫向分列之位，還有可以抗禮之位——爵位、齒位、德位�！豆珜O丑下》：“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xiāng)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孟子是說穩(wěn)定社會的秩序標準有三種：爵、齒、德，這三種秩序標準是天下人共同尊重的，可以相互拮抗，因此，社會地位不應當單純由權力大小決定，應該充分考慮年齡、道德因素，把序爵、序齒、序德結合起來。這種思想對于今天組織社會活動，仍有極大的指導價值。比如行政會議固然應該序爵，而校慶屬于鄉(xiāng)黨活動，就應該序齒——按年齡排座次，至于讓英模坐主席臺則是序德。

　　

　　筆者聯想到墨家之所以在秦漢之后迅速消失，就是因為主張愛無差等，搞平均主義，沒有秩序標準。而儒家在秦后大行其道，因為比較尊重現實，建立了爵、齒、德三種既相拮抗又和諧統一的秩序標準，使儒家思想成為非常好的維穩(wěn)因素，因此從漢武帝時起就在中國獲得了統治地位。

　　

　　在這三種秩序標準中，孟子尤重道德標準，甚至把它上升到天爵的高度。孟子說：“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告子上》）

　　

　　可見，天爵就是道德成就，人爵就是世俗權力，人爵使人一時顯赫，可是天爵卻使人一生自信踏實。所以天爵高于人爵，仁義忠信等高貴品質高于公卿大夫職位。如果一個人相信天爵高于人爵，則無入而不自得，“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保ā峨�文公下》）反之如果一個人認為人爵高于天爵，則為了做官發(fā)財，就可以不擇手段，定為卑污之輩。

　　

　　所以，孟子認為理想的社會應讓爵位、齒位、德位處在動態(tài)平衡的關系中，既有對行政權力的尊重，也有對老人的恭敬，又有對優(yōu)秀人物的景仰。

　　

　　三、立位

　　

　　立位，即確立自己在天下的位置。在孟子看來，立位必須堅守兩個前提。

　　

　　1．自尊自貴。孟子曰：“人人有貴于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对姟吩疲骸�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繡也。”（《告子上》）意為每個人都有值得尊貴的東西（指道德），只不過忙起來不去想它而已。別人給的富貴，別人照樣可以拿走，因此不是真正的富貴；真正的富貴是用仁義道德充實了的精神富貴，有了它，就不會羨慕人家的肥肉細糧了；有了它，自然會有廣泛美好的聲譽，更不會羨慕人家的錦衣華服了。在孟子看來，尊貴的東西不外乎兩種，一種是“人之所貴者”，即別人能給的尊貴；另一種是“貴于己者”，即源自于良知良能的只能由自己培育滋養(yǎng)的尊貴，如道德。前者既然別人可以給予也可以剝奪，并不是真正的尊貴，后者則完全在我，是真正尊貴的東西。既然“人人有貴于己者”，那么我們比別人缺什么呢？所以，孟子引曾子話：“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公孫丑下》）因此，做人立位應有道德豪邁感，不可卑躬屈膝，犯端著金飯碗討飯的錯誤。

　　

　　2.尊德樂義。孟子認為，“立位”最重要的是做人有原則——尊德樂義。《盡心上》中，針對宋勾踐怎樣才能自得其樂的疑問，孟子回答：“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從容自樂的樣子）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在孟子看來，窮達并非最緊要事，道義才是根本追求。道義不離身，則永遠自信。所以應努力做到“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有這種心態(tài)，進可以攻，退可以守。以后這兩句話成為中國人“立位”的最強大心理武器，它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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