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烏鴉維森特》讀后感

反抗者——《烏鴉維森特》讀后感   讀米格爾·托爾加的《動物趣事》，其中的《烏鴉維森特》塑造了烏鴉這一反抗者的經(jīng)典形象，故事取材于《圣經(jīng)》，無疑，作者只是借助“大洪水”的神話敘事完成其故事中專制語境的氛圍營造。在這里“上帝”就是獨裁者、 暴君、極權主義者的同位語；諾亞的身份是專制社會中的為虎作倀者，一方面他對“上帝”惟命是從、卑躬屈膝，另一方面他又掌握、分配方舟上所有動物的口糧，很明顯，“上帝”正是通過諾亞來控制方舟上的動物；方舟無疑就是社會的象征，而方舟上的動物就是“沉默的大多數(shù)”了。烏鴉維森特自然也廁身于這座飄泊中的“動物莊園”中，故事中對維森特是如何登上方舟，有著一番解釋：“就連他自己也解釋不清，他是怎樣從黎巴嫩來到啟航的碼頭，以后，又是怎樣進入了方舟，每天從奴仆諾亞的手上接受口糧度過這些時日�！� 這段文字很好地體現(xiàn)出專制社會中普遍的心理意識和思想認知，作者經(jīng)歷的時代也是葡萄牙獨裁專制的歷史時期，這種心態(tài)和意識與極權或后極權社會中民眾的感受庶幾近之。對于生長在專制社會中的民眾，一旦將這種專制視作生活的常態(tài)，就會和專制社會以一種共生的關系融洽在一起，這種共生并非沒有代價，在政治上它是以犧牲人權為特征，而在普遍的生活中，則是以心靈的麻木、粗鄙、荒蕪；思想的蒼白、遲鈍、狹隘；感情上的冷漠、自私、空洞為代價，如果說權力塑造人民的話，那么在專制權力下，人民就成為了一群沒有頭腦、感情、靈魂，徒具人類外形的“次人”，余世存先生發(fā)明的概念“類人孩”則更為生動傳神，而“次人”的可怕不在于這種“類人孩”似的生存狀態(tài)，而是“次人”無法察覺這種“類人孩”生存的可怕與可悲，竟然成為人們趨之若鶩的生活向往。那么，在這種社會化的“次人”生存下，一旦人們獲得啟蒙，開始理性地返觀自己的生活時，就會出現(xiàn)烏鴉維森特的遭遇，我們說不出在啟蒙之前自己是怎么甘之如飴地在這種“次人”生存中自得其樂的，但是，一經(jīng)啟蒙我們就會不停地詰問自己：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我們是怎樣在專制社會中，成為這頭“利維坦”的一個有機部分的？我們?yōu)樽约旱拿擅炼鴳M愧，也為那些有意無意復制傳播的謊言感到恥辱和自責；我們感到受到了極大的委屈，可當我們冷靜地思考之后，才發(fā)現(xiàn)我們自己并非無辜，而是帶著我們的蒙昧參與到專制社會的具體建設當中，今天在我們看來那一道道有形無形的鐵幕上，也有我們自己添磚加瓦的證據(jù)……這也就構成了專制社會，尤其是后極權社會中公民運動的“原罪”：我們每個人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民”，而是由“次人”或“類人孩”努力進化成為“公民”的過程。我們這些“次人”被夾在了過去和未來之間，在過去還未過去，未來還未到來之前，在“次人”還未完全進化，“公民”還未完全蘇醒之前，我們要承擔起這一轉型期的歷史任務，而這種任務應該是屬于每個人的心史功課。 對于我們所處的階段而言，“自我啟蒙”要比“被他人啟蒙”更為重要：首先，在“公民社會”還未到來之前，不能期待一種官方和民間都認可的“公民教育”，可以看到體制無意將“公民”概念深入社會的各個階層中，很顯然，“公民”與后極權社會的“人民”有著本質的不同，假如體制承認“公民”的合理性，就是同時宣布后極權社會在法理上的不存在，因此，“自我啟蒙”是目前通向“公民社會”的惟一可行性選擇；其次，對于一直生活在后極權社會中的人而言，“自我啟蒙”不僅具有“去蔽”的功能，它還意味著在我們完成“去蔽”的同時，也相應做出我們的選擇。啟蒙是獲得一種立場和視角來審視我們的生活，而啟蒙就是為了在獲得這種幾乎來自異域的觀照下，對生活進行的思考和采取的行動，假如一個人在啟蒙后發(fā)覺自己還是不要“去蔽”的好，就像魯迅先生所言，“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保ā秴群白孕颉罚┚拖裨凇逗诳偷蹏�》中，叛徒里根為了重返“母體”不惜出賣墨菲斯，就像他所信奉的“無知即幸�！�，不能說這不是獲得啟蒙后的選擇，只是選擇不同罷了。在我看來，啟蒙之后未必只有一種選擇，作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而言，本就有自由選擇的權利，這就是說，哪怕一個人在啟蒙后選擇回到之前的“次人”狀態(tài)中，也依然符合“啟蒙”的語法；同樣，一個人也可以選擇清醒中的沉默；或者竭力吶喊，呼喚更多的人醒來，加入打破鐵屋的行動中來。這就是“自我啟蒙”的選擇意義，這也是救贖“原罪”的惟一路徑，而是否勇敢地告別“次人”的生存狀態(tài)，在一個并非公民社會中堅定地做一名公民，才是檢驗我們是否得救的標準。 我們的處境和烏鴉維森特有相似之處，而這種必須依附于方舟的效果，則更靠近極權社會中的人民生存模式，就是個體的生存完全取決于體制對其進行的控制，就像維森特從諾亞手中接過口糧一樣，當人們用各種票證而非貨幣才能在國有市場上購買生活必需品的時候，就說明生命權已經(jīng)掌握在體制手中了。在這種情況下，維森特的出走就具有了非凡的意義，文中所言：“……維森特勇敢地挺起胸膛，穿過上帝為阻止他逃跑而設置的第一道火墻，消失在遠方的天際。動物們驚愕地、呆呆地看著這一切，誰也沒有說什么。在這種時刻，維森特的舉動象征著他們全體的解放。” 作為藝術效果，作者也許夸大了維森特的反抗所象征的意義，在現(xiàn)實語境下，個體的解放和全體的解放是兩個不同概念，前者是無法對后者進行置換的，“個體解放”只是個體的覺醒，即使有更多的“個體解放”也不能在數(shù)量上的累加和優(yōu)勢質變?yōu)椤叭�體解放”，而“全體解放”只有在普遍的“個體解放”下才能完成，這也就是“憲章”運動的含義所在。但是，我承認“個體解放”對于“沉默的大多數(shù)”的深刻影響，甚至這種影響比文字中的還要強烈。大眾是需要榜樣的，即使是在爭取公民社會這件事情上，大眾依然需要榜樣，大眾不乏想象力，但是大眾缺乏將想象在現(xiàn)實中實現(xiàn)的能力，大眾需要看到一種實踐上的可能，將理論變成行動，而這個時候，時代就需要一位英雄來完成這一歷史使命，無疑，維森特就是這樣一位英雄。它義無反顧地出走不僅是在向“上帝”表達一種態(tài)度和決心，同樣也為許許多多和維森特同樣處境的人們昭示出一個方向，總要有人踏出反抗的第一步，這是艱難的一步，是一場漫長征程的開端，它開始于一句話、一篇文字甚至一個動作、一個眼神，但必須有人挺身而出來完成這個“第一推動”，這不僅需要智慧，更重要的是勇氣，尤其在一個勇氣缺席已久的語境中，這種品質就越發(fā)得難能可貴。 維森特的出走讓“上帝”大發(fā)雷霆，在和奴仆諾亞一連串的對話與靜默之后，“上帝”決定親自處理這一“性質嚴重”的問題，在“上帝之手”的操縱下，方舟朝著亞美尼亞山駛去，文中寫道：“方舟上所有乘員的心里都懷著焦慮和疑問。上帝會采取什么樣的報復行動？維森特反抗的結果將會是什么？”漫長的航行伴隨恐懼和猜測前行，將方舟帶到亞美尼亞山前，這座大山此刻只剩下一個山頂，而維森特正屹立在這最后也是最初的希望的大地之上。這座大洪水中一息尚存的山頂，正是陸地的縮影和萌芽，而烏鴉維森特作為第一個登上陸地的動物，其反抗者的身份就讓這個動作充滿了隱喻的味道。為什么是維森特？為什么是一個反抗者？為什么不是諾亞？為什么不是鴿子或是山貓？陸地作為人類和動物可以繼續(xù)繁衍生息的期許之地，并不是由“上帝”的奴仆，以及在“上帝”旨意下建造的方舟可以抵達的，希望的陸地屬于勇敢追求自由的人們，屬于維森特這樣的反抗者。 “上帝”操縱的洪水從四周圍攻這塊希望的陸地，“眾生渾身戰(zhàn)栗，盯著越來越小的山頂和站在那上面的烏鴉。漸漸地，山頂被淹沒了，僅僅剩下了山尖。山尖上，黑色的維森特，這塊土地的唯一的代表，平靜地、勇敢地站在正中間�！�…他已經(jīng)選擇了自由，并從那個時刻起，就準備承受這一選擇的全部后果。毫無疑問，他是在注視著方舟，但為的卻是面對面地反抗他不肯就范的屈辱�！� 在一個專制社會中，一個覺醒者從置身的環(huán)境中最直接感受到的就是“屈辱”，對于一個自由的生命而言，專制政體是生活永遠的敵人，這與專制政體的性質有關，專制政體作為專制權力的運行體制，遵循權力主宰一切的原則，而這種權力“通吃”的規(guī)則，與人類百萬年中進化的趨勢格格不入，人類進化到今天并不是依靠“莫非王土”的無邊權力，而是對于生命發(fā)自內心的熱愛，對這個世界持續(xù)不斷地好奇和探索，以及對同類本能的關心和理解。從前兩者中衍生出宗教、哲學、文學、藝術、道德、科學等等；而從后者中誕生了政治。這才是人類進化的力量源頭，從人類歷史來看，雖然各種形態(tài)的專制政體統(tǒng)治人類五千年之久，對于一個人的生命而言，這段事件足夠漫長，但是將五千年放入人類發(fā)展的時間坐標來看，五千年也只是矢量上的一小段距離而已，而且，經(jīng)過戰(zhàn)火紛飛的二十世紀后，歷史的趨勢逐漸明朗，民主不僅是政治制度的潮流，也是人類社會的必然選擇，這是人類向著一個更加理想的未來進化的前奏，民主的實現(xiàn)不以某個利益集團的意志為轉移，雖然在某個范圍內它所掌握的資源可以局部阻擋這種未來抵達的腳步，但是它無法在一切領域以及無限長的時間中施加這種僭越的阻力，而有目共睹的事實是，極權時代用強權維持的一種意識形態(tài)，在今天已經(jīng)是昨日黃花，一種用謊言堆建起來的空中樓閣，其中的每一塊磚瓦和基石都具有相同的性質，只要真理的榔頭擊中任何一塊謊言，都會造成整座大廈的傾圮。如果將目前處于深刻動蕩中的虛假的穩(wěn)定視作常態(tài)，就與我們所經(jīng)歷的社會現(xiàn)實差之千里。在我周圍一些同齡人的意識中，普遍存在一種虛無感，他們覺得自己的生活沒有意義，相伴隨的就是一種犬儒態(tài)度，這兩種特征折射出當前一種普適的心理：一方面對現(xiàn)實感到不滿，而另一方面，卻無力或無心改變現(xiàn)實。實際上，這種心理的形成和體制多年來的苦心經(jīng)營密切相聯(lián)，意識形態(tài)的破產(chǎn)已經(jīng)讓許諾的烏托邦化為虛無，人們已經(jīng)不能從那些明顯的謊言中獲得關于未來的想象，一種圍繞體制展開的宏大敘事再也無法激起人們景仰歡呼的興趣；在人們稍稍從“國家主義”敘事中出離后，人們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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