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基本范疇與宏觀的調控論文

　　分析紛繁復雜的經濟問題,可以從看似簡單的一些經濟學基本范疇、基本關系入手。我們對許多熱點經濟問題莫衷一是,往往在于基本范疇、基本關系不清。許多具有一般性抽象性的基本范疇、基本關系在經濟發(fā)展的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具體內容和表現,但澄清基本范疇、基本關系對于經濟決策和宏觀調控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還是如此。這里結合對幾個基本范疇的思考,提出對當前中國經濟運行中幾個相關問題的思考,以期有助于完善宏觀調控。

　　一、宏觀和微觀

　　經濟分析中區(qū)分宏觀和微觀,不僅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微觀經濟學研究企業(yè)和個人等個別經濟單位的行為,宏觀經濟學則著眼于對經濟總量和經濟整體行為的研究。這是一般的經濟學道理,但對于宏觀調控而言,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微觀上合理的行為宏觀上可能并不合理,微觀形勢好并不意味著宏觀形勢也好。在傳統(tǒng)計劃經濟下,宏觀與微觀混淆,閉經濟調控包羅萬象,既涵蓋了宏觀層面,也囊括了微觀活動,實踐證明是不合理、不成功的。在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需要把握好宏觀與微觀的區(qū)別,在經濟分析和宏觀調控中尤其需要有宏觀眼光。

　　首先,要把宏觀調控主體與微觀經濟主體區(qū)別開來。企業(yè)和個人屬于微觀,中央政府屬于宏觀,這是沒有疑義的。關鍵在于明確,地方(包括省一級)和行業(yè)都不是宏觀,即使廣東的GDP總量已達到3000億美元,新疆的國土面積有165萬平方公里,均超過許多小國,但從整個國家的角度講都是局部或微觀,只有國家或國民經濟才是宏觀。因此,一些地方講要加強宏觀調控,這種說法其實是不合適不準確的,尤其不宜簡單地從一個省或一個地區(qū)的范圍出發(fā)自求總量平衡,如鋼鐵消費大省為了生產與消費平衡而不顧條件大上鋼鐵廠,原料生產大省為了平衡上下游產業(yè)而不顧條件大上加工廠�？梢哉f,宏觀調控是中央的獨有職責,地方、行業(yè)、企業(yè)只是從局部的、微觀的、個體的角度來服從和執(zhí)行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

　　其次,要把對經濟形勢的宏觀判斷與千差萬別的微觀狀況區(qū)別開來。投資方面的例子很典型。目前中國投資增長出現了明顯的區(qū)域分化現象,在經歷了過去的投資高潮后,目前東部沿海一些地區(qū)的投資增長有心無力,如上海、浙江、廣東等地的投資增幅只有10%左右,而中西部一些地區(qū)的投資增長則異軍突起,近幾年內蒙古、吉林和安徽的投資增幅先后達到50%甚至更高。對投資形勢的判斷自然會存在較大差異,一些沿海地區(qū)可能會說自己的投資增幅很低,沒必要調控,而一些中西部地區(qū)可能會說自己的基數很低,也不應當調控。這種情況下,宏觀調控固然需要考慮微觀主體的不同情況,但更應當避免在差別很大的微觀情況面前舉棋不定、無所適從,更應當堅持從宏觀的、全國的角度清醒看待投資形勢,正確做出調控決策。

　　最后,要把宏觀上的利弊得失與微觀上的利弊得失區(qū)別開來。近年來中國經濟運行的一個新現象是,鋼鐵、有色金屬等高能耗、高污染、資源性產品不僅在國內有很大的市場,而且在國外也找到了新的“廣闊”市場。在2006年生產和出口大幅增長的基礎上,2007年以來繼續(xù)呈現生產和出口大量增加的趨勢。從鋼鐵等企業(yè)和行業(yè)自身看,似乎存在一個良性循環(huán):從擴大投資開始—首先擴大生產能力—然后擴大生產—在國內市場容量不足時擴大出口—擴大外匯收入和利潤—然后再擴大投資和生產。但從國民經濟的角度看,鋼鐵等“兩高一資”產品不斷擴大規(guī)模實際上導致一個惡性循環(huán):這些行業(yè)過度擴張投資推動整個投資增長過快—這些行業(yè)擴大生產和出口推動經濟增長過快—加重國內能耗和污染—助長貿易順差過大和流動性過�！�形成資源性產品過度依賴進口的局面。這是微觀上合理、宏觀上不合理的一個典型案例�？梢�,區(qū)別宏觀和微觀對于判斷形勢和宏觀調控的意義非同小可。

　　二、供給和需求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在《經濟學》教科書中曾引用一句名言:你甚至可以使鸚鵡成為一個博學的政治經濟學者——它所必須學的就是“供給”和“需求”這兩個名詞。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任何經濟問題的認識和解決恐怕都離不開供給和需求。房地產市場也不例外。近年來政府對調控房地產市場已經采取了諸多措施,其力度之大、頻度之高,是少見的,其目的主要有兩個:一是要穩(wěn)定住房價格,二是要優(yōu)化住房供給結構,增加價位低的普通商品住房,但這兩個目標都還沒有很好實現,與廣大居民的愿望和要求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其實,促進房地產市場均衡和價格穩(wěn)定,從最基本的方面看,無非是擴大供給和調節(jié)需求兩條,這是極簡單的原理。分開來看,由于土地資源的稀缺和硬約束,決定了住房供給必然是有限的,而不是無限的。這種情況下,住房供給結構狀況就十分關鍵。既然市場力量驅動大戶型、高價位住房供給,抑制小戶型、低價位住房供應,而很大一部分居民的需求是小戶型、低價位住房,表明在住房市場上存在比較明顯的市場失靈,政府應當填補這一空白,但實際上政府長期缺位。

　　從住房需求看,可以分為消費需求、投資需求、投機需求三類。本來應當在首先滿足當地居民的住房消費需求之后,再逐步滿足投資和投機需求,但實際情況卻是在各地政府的利益驅使之下,三類需求同時膨脹,導致投資需求和投機需求擠占了消費需求,并大大抬高了消費需求的成本。同時應看到,在購房需求之外,還有大量的租房需求,但當初的城鎮(zhèn)住房制度改革方案要求所有居民都要買房,沒有為住房租賃市場留下足夠的空間,也造成了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錯位。據此,理順住房供給和需求關系的政策趨向是:在供給上,明確要求各地政府在一定時期內重新成為中低價位住房的直接和間接提供者,承擔起相應的責任,以彌補市場失靈;明確實行租售并舉的方針,大力發(fā)展房屋租賃市場,最終可能會形成租房與購房比例大體相當的市場格局。在需求上,優(yōu)先保障真實消費需求,嚴格限制投資需求,堅決遏制投機需求。在住房供給相對有限的情況下,合理調節(jié)需求是關鍵。如果不限制不合理需求,如果需求是個無底洞,那么住房價格永遠不可能得到有效抑制�？傊�,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問題,理解供給與需求是一把總鑰匙。

　　三、總量與結構

　　經濟中的總量問題和結構問題,各有其獨立性,也存在相互聯系�？偭棵�盾的發(fā)生,往往伴隨著結構問題,甚至在本質上是由結構問題引發(fā),因此,解決總量矛盾的關鍵常常在于調整結構。

　　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國過去30年出現的幾次經濟總量過熱,多數是由投資膨脹引起的,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失調和總量矛盾的顯現同時并存。1993年出現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投資增長61.8%,投資率從1991年的34.8%上升到1993年的42.6%,達到一個歷史高峰;消費率則從62.4%下降到59.3%。前幾年中國出現經濟增長“偏快”,同樣由于投資增長過快引起,投資與消費的關系更趨失衡。2003年投資增長27.7%,投資率從2000年的35.3%上升到2004年的43.2%,達到另一個歷史高峰;消費率則從2000年的62.3%下降到2005年的51.9%。

　　另一個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的例子是,200

　　6年在節(jié)能減排上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結果有些令人沮喪,沒有完成年度節(jié)能減排的目標任務,關鍵在于產業(yè)結構“惡化”。當前中國產業(yè)結構變化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第一產業(yè)在國民經濟中所縮減的份額,不是由第三產業(yè)所填補,而是由第二產業(yè)特別是工業(yè)所填補,在工業(yè)中重工業(yè)的增長速度更是遙遙領先。2001年到2006年,GDP中第一產業(yè)所占比例從14.1%降低到11.8%,降低了2.3個百分點,同期第二產業(yè)的比例由45.2%提高到48.7%,提高了3.5個百分點,其中工業(yè)比重提高了3.3個百分點。尤為突出的是,在工業(yè)中重工業(yè)比重從2001年的近63%上升到2006年的近70%。這一趨勢在2007年一季度還在加快發(fā)展。

　　另外,重工業(yè)是主要的能源消耗者和主要的污染排放者,重工業(yè)單位產出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成倍于輕工業(yè)和服務業(yè)。在2006年全國電力消費中,工業(yè)用電占75.5%,其中重工業(yè)占60%。重工業(yè)單位產出(增加值)的電力消耗約為0.28千瓦時/元,大約是輕工業(yè)的近2倍,農業(yè)和第三產業(yè)的8倍。結果是,即使輕、重工業(yè)自身由于技術進步和管理嚴格而使能耗和排污水平下降,但由于重工業(yè)比重上升,從國民經濟的角度看,能耗和排污水平難以明顯下降。換言之,各產業(yè)自身的能耗和排污水平下降的影響,抵不過產業(yè)結構重型化所產生的能耗和排污水平上升的影響,這叫做胳膊扭不過大腿。如果2007年和今后幾年產業(yè)結構繼續(xù)呈現重型化趨勢,那么完成“十一五”時期的節(jié)能減排任務也將是極其困難的。因此不難理解,中國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既調總量、也調結構,并把兩者有機結合起來。

　　四、流量與存量

　　流量是一定時期內所達到、完成、實現的某項經濟指標的總量,例如某年內一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規(guī)模。存量是一定時期末或一定時點上所達到、完成、實現的某項經濟指標的余額,如某年底一國的國民總財富或儲蓄存款余額。存量是由流量逐步積累形成的,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把流量叫做增量。盤活存量、用好增量是優(yōu)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發(fā)展的重要途徑。

　　國有企業(yè)兼并重組、國有資本向優(yōu)勢領域集中是存量調整的范例。著眼未來發(fā)展,有兩個與流量、存量相聯系的問題值得思考:一是把流量與存量同時調整的思路和機制拓展應用到經濟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例如對收入分配的調整。目前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特征是,一方面居民收入差距明顯擴大,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在全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下降,這些都嚴重制約了消費擴大。有資料顯示,城鎮(zhèn)居民中20%的高收入戶的平均收入相當于20%的低收入戶的平均收入的倍數,2000年為3.6倍,2006年預計為6倍,而目前低收入戶的收入中用于消費的比例(消費傾向)為92%,高收入戶的收入中用于消費的比例為68%,一定程度上已經形成有錢的不消費、想消費的沒有錢的態(tài)勢。同時,2002-2005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國民總收入中的比重從62.1%下降到57.5%,下降了4.6個百分點。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需要在增量和存量上同時進行,增量調整包括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加大對高收入的稅收調節(jié),存量調整則包括劃轉部分國有資產給社會保障基金持有,加快建立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制度,以及征收遺產稅、物業(yè)稅等。目前流量調整的力度不足,存量調整尚未啟動,因此收入分配格局的上述兩方面不合理特征還在發(fā)展。這種狀況亟待改變,這是促進國民經濟良性循環(huán)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改變這種狀況,特別是從存量上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需要很大的勇氣和決心。二是注重處理國民生產和國民財富之間的關系。生產是流量,財富是存量,生產擴大的結果應當是財富的不斷積累。當前存在的不合理現象是:一方面,生產與財富之間不成比例,生產規(guī)模很大,但財富積累沒有相應擴大,特別是許多房屋建了又拆、拆了又建,房屋內部裝修了又鏟掉、鏟掉了又裝修,城市地下管道挖開了埋上、埋上了又挖開,街頭路面磚石鋪上了又拿掉、拿掉了又鋪新的,如此等等,都計算在當年的生產規(guī)模之內,但沒有增加財富。如果從質的角度衡量,那么財富存量更要打折扣。另一方面,在生產過程中還可能破壞原有的財富存量,例如一些地方的舊城改造將歷史遺留的寶貴建筑和城市特色一掃而光,代之以近乎千篇一律的“現代化建筑”,以及由于人為因素造成的資源、環(huán)境、氣候狀況的惡化等,原有財富存量的損失難以估計。因此,必須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才能有效擴大國民財富的總量,改善國民財富的質量,增強國家綜合競爭力。

　　五、對內平衡和對外平衡

　　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fā)展和國際產業(yè)分工不斷擴大的情況下,一國經濟的對外不平衡與內部不平衡往往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對外不平衡往往是內部不平衡的一種反映。

　　當前中國經濟的對外不平衡突出表現為貿易順差過大,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兩方面的內部不平衡長期存在、不斷發(fā)展的結果:

　　第一,不平衡的儲蓄與消費關系。國內消費相對不足是貿易順差過大的最深層的原因。目前的消費率只有50%略多一點,比發(fā)達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低20個百分點。消費之外的總儲蓄部分,不是用于投資,就是用于出口。投資率已經很高,但儲蓄率更高,因此凈出口的比例必然上升。而且投資與出口之間形成了一種自我循環(huán),投資導致生產能力擴大,過剩生產能力導致出口擴大,出口換取的收入和利潤又推動投資和生產規(guī)模擴大。因此,減少貿易順差最終還要從擴大消費做起。

　　第二,不平衡的獎出限入外貿政策和體制。影響較大的是,多年來我們鼓勵擴大利用外資,鼓勵外資企業(yè)出口,甚至曾經限制內銷比例,結果是目前外資企業(yè)出口占全部出口的57%,占貿易順差的5帆;多年來我們鼓勵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結果是加工貿易的附加值越來越大,由過去的加工貿易進出口大體平衡、略有逆差或順差,轉變?yōu)榫揞~順差,目前占全部順差的80%以上;近年來我們明顯地擴大和放開了各類企業(yè)的進出口貿易權,結果是在國有企業(yè)和外資企業(yè)之外,私營企業(yè)等貿易主體異軍突起,在外貿中的地位由微不足道發(fā)展為不可等閑視之,占全部順差的比例超過50%。

　　同時還有兩個外部因素:一是國際經濟環(huán)境之好前所未有。世界經濟增長態(tài)勢是過去30年最好的,市場需求持續(xù)旺盛。二是美國等國的儲蓄率偏低,消費率偏高,同時受國內人工成本高和比較競爭優(yōu)勢等因素的影響,發(fā)達國家原有的一般加工制造業(yè)生產能力大量轉移到中國,形成生產、出口和順差的國際間轉移。

　　總之,由上述因素決定,貿易順差大在現階段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頑固性�？陀^地講,在經濟全球化階段,不僅一個省不能自求平衡,一個國家也難以自求平衡,只有從全球的角度看,世界經濟是平衡的。但不平衡也是有限度的,超過一定的范圍就可能帶來廣泛的不利影響。當前中國貿易順差過大,已成為貨幣流動性過剩、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和貿易摩擦加劇等諸多問題的直接根源。在緩解貿易順差過大上,我們應當有所作為,也可以有所作為。一方面,要在促進內部平衡上下功夫,把擴大消費作為根本措施,并調整獎出限入的外貿政策傾向,在抑制不合理出口的同時,鼓勵擴大進口。另一方面,也需要外部環(huán)境和條件的配合。從歷史經驗看,一旦世界經濟明顯減速,中國的貿易順差也會縮減,這是一種自然調整。在世界經濟繼續(xù)強勁增長的情況下,有關國家也需要適當調整國內政策,包括逐步提高國內儲蓄率等。內外互動才能更好地實現內外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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