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房四寶 -資料

　　中國獨有的文書工具，即筆、墨、紙、硯，

中國古代文房四寶

。文房四寶之名，起源于南北朝時期。歷史上，“文房四寶”所指之物屢有變化。在南唐時，“文房四寶”特指諸葛筆、徽州李廷圭墨、澄心堂紙，江西婺源龍尾硯。自宋朝以來“文房四寶”則特指湖筆(浙江省湖州)、徽墨(安徽省徽州)、宣紙(安徽省宣州)、端硯(廣東省肇慶，古稱端州)。

　　漢族文房四寶:漢族的用具，不少獨具一格，它既表現(xiàn)了漢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風俗， 又為世界文化的進步和發(fā)展做出了貢獻。其最典型的是被稱為“文房四寶”的書寫工具：紙、筆、墨、硯。

　　文房四寶辭源

　　“文房四寶”指紙、墨、筆、硯四類書畫用具，已是今人皆知的常識。但“文房四寶”一辭源自何者?源起何時?卻尚有未盡之解。比如《辭�！�“文房四寶”辭目的說法，便是如此：“舊時對紙、墨、筆、硯四種文具的統(tǒng)稱。文房謂書房，北宋蘇易簡著《文房四譜》，一名《文房四寶譜》，敘述這四種文具的品類和故實等。”

　　《辭�！氛f法的模糊之處在于：“一名《文房四寶譜》”的作者是誰?是另有他人?還是蘇易簡(958—997年)本人?如果是蘇本人，那么“文房四寶”一辭就當是蘇易簡提出的。但像《叢書集成》等收錄蘇易簡著作的各種文獻中，皆以《文房四譜》為書名，而未見注明《文房四寶譜》作者為蘇易簡者。也就是說，“文房四寶”一辭與蘇易簡的著作名稱，并無直接的原詞轉用關系。

　　蘇易簡不是“文房四寶”一辭的直接發(fā)明者，這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為蘇易簡《文房四譜》一書做提要時有所記載：“《宋史》本傳但稱文房四譜，與此本同。尤袤《遂初堂書目》作《文房四寶譜》，又有《續(xù)文房四寶譜》�？己檫~《歙硯說跋》，稱揭蘇氏文房譜於四寶堂，當由是而俗呼四寶，因增入書名，后來病其不雅，又改題耳。”

　　《四庫》提到的洪邁(1123-1202年)和尤袤(1127-1194年)生卒年代相近，但都晚于蘇易簡，二者與“文房四寶”一辭似乎都有關系。其中《四庫》在為洪邁題跋《歙硯說》等書目的提要中，更詳細地談到了上述“揭蘇氏文房譜於四寶堂”的人，是洪邁的哥哥洪適(1117-1184年)。換言之，《四庫》是說蘇易簡原著《文房四譜》本無他名，是因為洪適曾經(jīng)把它揭示于徽州的四寶堂，才有人用“四寶”這種俗稱稱它為《文房四寶譜》的。因此，同為一個時期的尤袤在做《遂初堂書目》時，這才把俗稱的《文房四寶譜》等收錄了進來，也未可知。

　　然而問題到這里并沒有解決，因為實際上，在比洪適早出生一百多年的蘇易簡生活的北宋時期，社會上已在普遍使用“文房四寶”一辭了，

資料

《中國古代文房四寶》(http://m.oriental01.com)。如詩人梅堯臣(1002—1060年)早就寫有“文房四寶出二郡，邇來賞愛君與予”的詩句。

　　由此可見，“文房四寶”一辭的來源，盡管與蘇易簡著作名稱沒有直接關系，《四庫》所記得名于洪適的說法也經(jīng)不起年代差的考實，但至少在北宋時期，社會上已廣泛使用了這一詞匯，當無問題。到再晚一些的南宋初年，陸游(1125—1210年)，甚至還把“文房四寶”叫做“文房四士”：“水復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獨相依”。但是不知為什么，被陸游入題入詩、稱之頌之的“文房四士”一辭，卻沒有像“文房四寶”那樣流行并流傳下來。這大概與后者出現(xiàn)和使用的年代較早，更傳神地表達了紙、墨、筆、硯在書房中的地位，已被社會廣泛接受的緣故有關。

　　筆、墨、紙、硯在宋代已成為書房中最重要的書寫繪畫用具，有考古學上發(fā)現(xiàn)也可作證。如在福建省福州市茶園山發(fā)現(xiàn)的南宋許峻墓中，就發(fā)現(xiàn)了整套“文房四寶”用品被隨葬的現(xiàn)象。再如河北張家口遼代張文藻家族壁畫墓的壁畫中，也有不止一幅迄今所見最早將筆、墨、紙、硯同繪于一處的“文房四寶”圖畫。其中7 號墓“童嬉圖”壁畫中(如圖)，有四童子藏于后面嬉戲的柜子，發(fā)掘者認為是食盒，但有研究者認為，應當是文房用具，可放置紙張、畫軸、書札等。這幅畫的墓主人張文藻卒于遼代咸雍十年(1074年)，與蘇易簡、梅堯臣等人生活的年代甚為相近。這些無不說明，如果筆、墨、紙、硯不是經(jīng)歷時代的積淀，逐步形成了廣泛的社會實用基礎，那么“文房四寶”一辭是不會在宋代終成專門用語的。

　　說起來，“文房四寶”中的“四寶”譜系還有據(jù)可考，但作為書寫、讀書等專用處所的“文房”的起源，卻實難考實得多。像唐代杜牧《奉和門下相公兼領相印出鎮(zhèn)全蜀詩》中所言“彤弓隨武庫，金印逐文房”，已是我們迄今能看到的比較早的“文房”用辭了。因此說“文房”一辭于唐代就已出現(xiàn)，或者還可能更早一些到南北朝時期，當不至于引起太大異議。但問題是，我們這里提到的文房，其實多屬于概念或屬性范疇，因為目前為止還沒有直接的文獻著錄、考古發(fā)現(xiàn)以及研究成果，能告知我們唐代的文房到底是什么樣的具體形態(tài)。

　　將有關文房四寶的起源研究，延伸到與其關的書畫空間場景中，是在變筆、墨、紙、硯的靜態(tài)討論為書畫者行為的空間動態(tài)考察。因為文物的研究方法乃至文物觀，正在發(fā)生從單體到整體再到群體的轉變，了解和復原古代書畫用具與文房乃至與文人行為之間的關系，這樣才能更全面地了解書法用具發(fā)展的史脈。換言之，如果說文房是“文房四寶”的空間載體，那么，文人則是文房的活動主體。沒有文房承載的文房四寶是孤零散亂的用具，而沒有文人活動的文房則是沒有活力的空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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